中国古人最初言诗乃是“言志”，《尚书》中的“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就是说诗是言“诗人之志”。根据汉代《毛诗序》中的经典论述，“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这就将“诗言志，歌永言”与“情动于中，故形于声”（《礼记·乐记》）结合起来，真乃“情志合一”。“言志”，诗歌抒发人的思想、抱负、志向的基本内涵，诗感发之中“理”为核心，言志往往是自我表达，但是“缘情”的传达，则倾向于人与人之间感性化的交流了。
《诗余画谱》之《李清照“离别”》表现的是“试问卷帘人，却道海棠依旧”的词境
“缘情说”应运而生后，就与“言志说”交相辉映、相互浸渍、彼此回应。“缘情”，犹言抒情，语出自晋代文人陆机《文赋》的“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绮”，本义是一种素白色织纹的缯，“绮靡”连文实为同义反复，意为美好。这里的“情”泛指人所具有的一种情感“性能”和“状态”的禀赋。在陆机看来，“情”被“物”感化之后而逐渐滋生出来，“物”亦被“情”慢慢浸渍，成为作者所要直抒的事物，从而“情瞳眬而弥鲜，物昭晰而互进”。中国古代文论所“缘”之“情”，并不完全是主观的抒发，本然就是与物混糅一体的。
“缘情说”的首创者，通常的共识被认为是晋代文人陆机。但这只是一般的观点，因为，在“郭店竹简”被发现之后，这种“情”的思想在儒家早期文献中就已出现了。2001年，上海博物馆所藏的《战国楚竹书》中有29支竹简构成《孔子论诗》，其中一简就提道：“诗亡（毋）离志，乐亡（毋）离情，文亡（毋）离言。”[79]意思是说诗不离志，乐不离情，文不离言。这不仅将“缘情”的观念大大提前了，而且弥补了从“言志说”到“缘情说”的中介形式。然而，“缘情”这种思想的成形大致在魏晋时期，也就是在“文的自觉”的时代。当时，所谓“纯”文学创造与“缘情说”之兴起乃是相互匹配的。
这一诗主“情”的学说，在历史上有如声波般屡屡回响，成为中国诗论的主流之一。沈约在《宋书·谢灵运传论》中就曾批评“以情纬文，以文披质”的倾向。刘勰也是这一派理论的推重者，所谓“诗者，持也，持人情性”。他在《文心雕龙》里继续阐述情与文、辞与理的关系：“情者文之经，辞者理之纬；经正而后纬成，理定而后辞畅。”直到唐代的白居易还将“情”视作诗之“根”，明代公安派提倡“独抒性灵”，清代袁枚极力倡导“性灵说”，这都是“缘情说”之各类变异形态。
质言之，诗歌是“吟咏情性”的事物，它所能抒发的正是内在的“情”“情性”或“性灵”，但这种“情”并不是西方浪漫主义那种试图与外物决裂的“诗情”，而是一种“物我合一”语境之中的情感性能。
文之美，还体现在“飞鸿传书”当中，自有其“鱼雁之乐”。
魏晋时代，文人间的书信来往，出现了新动向，形制趋于短小，内容更贴近日常生活和世俗人生，就连行文的风格，也变得清丽、飘逸起来。这大概是名士风范的一种显现方式。曹丕《与吴质书》、曹植《与杨德祖书》、刘琨《答卢谌书》、鲍照《登大雷岸与妹书》、吴均《与朱元思书》等，或表达友人相思的一往情深，或追念昔日同游的美好时光，或记述秀丽可人的山川景物，均堪称精致雅洁的文章典范。如现藏于中国台北故宫博物院的王羲之的传世名作《快雪时晴帖》，就是一封信札，只有四行二十八字：“羲之顿首，快雪时晴，佳想安善。未果为结力不次，王羲之顿首。山阴张侯。”
在书法史上彪炳千古的王羲之《快雪时晴帖》实乃一枚短札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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