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诗人赫尔德琳有一句诗，在中国广为传颂：人，充满劳绩，却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
实际上，按照中国人的“生活美学”智慧：“栖”是自然的，“居”则是文化的，“栖居”则是自然与文化的统一。中国古人造园是为了回归自然，早在黄帝时代，就有了“玄圃”的记载：“鸣凤在林，黄帝之园多。”这种对自然的回归，所指向的是人本性中的原始冲动和欲望，只不过这种冲动和欲望在历史上愈来愈被“文化化”了。
一般而言，动物是栖息，在自然当中栖息，人是居住，在群落当中居住，尽管人也向往荒野，但唯有人才能“诗意地栖居”。
北宋大儒邵雍曾有《闲居吟》，就一派儒生栖居的大气象——“闲居须是洛中居，天下闲居皆莫如。文物四方贤俊地，山川千古帝王都。绝奇花畔持芳醑，最软草间移小车。只有尧夫负亲旧，交亲殊不负尧夫。”
这就要追溯到“孔子闲居”，其目的乃在于以“仁”与天地参！后世的宋明理学家们以孟学的“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的精神，试图对孔学加以再度开新，其所倡导的“新仁学”取向，即内现“心体”之仁而外显天地之“仁”，这起码在《礼记》那里就已初见端倪，孔子早就有了“参赞”天地的智慧。
所以，按照儒家“生活美学”原则，闲居可参于天地！
《孔子家语·六本》卷四当中亦有记载，孔子希望与道德高尚的人同居，因为，“与善人居，如入芝兰之室，久而不闻其香，即与之化矣”，反之也是一种“化”，但“与不善人居，如入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亦与之化矣”，因此，“丹之所藏者赤，漆之所藏者黑。是以君子必慎其所处者焉”，这就是儒家居住的“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的道德原则，想一想“孟母三迁”的故事就可得到证明。然而，后人的闲居，却越来越少了那种“通仁”的道德意义，而越来越多了“休闲”的审美价值！
仇英《孔子圣绩图》之《击磬图》内有孔子闲居的气象呈现
明清时期，兴造私家园林在江南一带蔚然成风。许多文人士大夫都不惜巨资，大兴土木，为自己营造一方暂离世俗世界的清静空间。吴宽的好友、江南著名的儿科大夫钱同爱就是其中尤为豪奢的一位。
钱同爱也是长洲（今苏州）人，字孔周，别号野亭，出身著名的医学世家，以儿科见长，家资富厚。据文徵明说，钱同爱有“高明踔绝之才”“輘轹奋迅之气”，为人“感慨激昂，以豪俊自命”[43]。他早年六次参加科举不第，心灰意冷，便绝意仕途，纵情寻乐；又性喜藏书，曾经悬金饼征购书籍，藏书富甲一方。他和文徵明、唐寅、徐祯卿等江南才子自幼相识，相知莫逆。
何良俊的《四友斋丛说》中曾记载过一则故事，足以证明他们之间的交情深厚：“钱同爱少年时，一日请衡山（文徵明）泛石湖，雇游山船以行，唤一妓女匿之梢中。船既开，唤此妓出见。衡山仓皇求去，同爱命舟人速行，衡山窘迫无计。同爱平生极好洁，有米南宫、倪云林之癖。衡山真率，不甚检点服饰，其足纨甚臭，至不可向迩。衡山即脱去袜，以足纨玩弄，遂披拂于同爱颈面上。同爱至不能忍，即令舟人泊船，放衡山登岸。”[44]
文徵明生平洁身自好，不喜声伎，尤其不愿意与妓女同处。钱同爱把妓女藏在舟中，诳他上船。开船后再让妓女挑弄文徵明，看他的窘迫无端之状，可谓戏谑已甚。文徵明无奈之下，只好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钱同爱有洁癖，而文徵明不注意个人卫生，他的臭脚远近闻名。于是文徵明就在游船上脱鞋解袜，玩弄一番，臭得钱同爱无法忍受，只好放他一马——何良俊说这两人“若薰莸不同器，然相与一世，终不失欢”，也就是说两个人一个是香花，一个是臭草，本是水火不容之物，却友爱一生，未有龃龉。这里两人互相捉弄的故事，大概是他们友情的小插曲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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