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震亨的友人沈春泽在为《长物志》所作的序言当中，就呼唤所谓的“真韵、真才、真情之士”的出现。他认定：“岂唯庸奴、钝汉不能窥其崖略，即世有真韵致、真才情之士，角异猎奇，自不得不降心以奉启美为金汤，诚宇内一快书，而吾党一快事矣！”[34]
按照现代的观念重新分类的话，“这些物的种类包括植物、动物、矿物，在用途上则有艺品、食物、饰物、器物等等，这些林林总总的物是个人生活经营的客体，从生活的层面来看，它们大体上并非日常实用之物，它们不具生产性——其器物实非作为生产之用，而其食物也非增殖劳动力之粮食。事实上，这些物在归类上本来就不被放置在日常生活的范畴中——也因此被以‘长物’之名。学者王鸿泰认为，这个由‘长物’组合起来的世界，大要可以分为几个面向：空间规划、（古今）器物赏玩、（自然）景物观赏、食物（零食）品尝、美观装饰”。
在《长物志》所营造的审美氛围当中，艺品、食物、饰物、器物都被置于美的笼罩之下。无论是日用诸器，还是陈设物类，都要符合“生活美学”的准则。日用物既要实用又要美观，陈设物既要美观又要赏心，皆要符合文人的“真性情”！
这倒令人回想起大文人白居易，他曾说等到他日弟、妹都婚嫁后，他就“左手引妻子，右手抱琴书”，举家迁来庐山草堂，终老于此，这当然是理想的说法。而我们更应该关注的是，他对“琴书”二物如此推重：在俗人看来如此可有可无之物，竟然能与妻子儿女相提并论，琴、棋、书、石等赏玩之物对于文人生活的重要性，也就无须更多说明了。
明代中期之后，中国人在生活中追求“清福”“快活”与“人生真乐”，文艺上聚焦于“性灵”“童心”与“闲情逸致”。这种寻求“好日子”的美学例证，简直不胜枚举，俯拾皆是。
这种“生活美学”的大势，在大文人钱谦益的笔下，曾被生动地描述出来：“世之盛也，天下物力盛，文网疏，风俗美。士大夫闲居无事，相与轻衣缓带，留连文酒。而其子弟之佳者，往往荫藉高华，寄托旷达。居处则园林池馆，泉石花药。鉴赏则法书名画，钟鼎彝器。又以其闲征歌选伎，博簺蹴鞠，无朝非花，靡夕不月。……少潜瞿氏，讳式耒，故礼部尚书文懿公之孙，而太仆寺少卿讳汝稷之子也。孝友顺祥，服习家教。多材艺，书法画品，不学而能。室铺一几，庭支一石，信手位置，皆楚楚可人意。性好客，疏窗棐几，焚香布席，客至依依不忍去。人以为有承平王孙公子之遗风，王晋卿、赵明诚之辈流也。”[35]
这篇《瞿少潜哀辞》先说的是晚明的社会状态，物质的极大丰富给文人审美提供了基础，这也就是钱谦益对前朝盛世天下之“物力盛，文网疏，风俗美”的追忆，但事实恰恰是明代已由盛而衰，在一个日渐衰落之世，求美之风尤盛。
与此同时，“生活美学”更是所谓“士大夫闲居无事”的产物：“法书”“名画”“钟鼎”“彝器”之鉴赏，“文酒”“征歌”“选伎”“博簺”“蹴鞠”之娱乐，“园林”“花木”“（室内的）铺几”“（庭内的）摆石”“焚香”“布席”之爱好，都被一一列举，并被并列起来（鉴赏也未高出爱好，爱好未曾高于娱乐），它们就落实在日常生活的情境当中，而并未超出日常生活。
明清之际对“物”之闲赏的审美追求，已经达到了一种极致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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