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终结，正值中东石油出口国同意减产并要求提高油价之际。石油在世界范围内均以美元计价，随着1973年石油价格暴涨，沙特阿拉伯和利比亚等出口国突然发现自己持有大量美元，却不知道应当如何管理。伦敦、纽约和东京的银行家十分乐意前来帮助它们，但飙升的油价使他们自己的国家陷入经济衰退，于是他们只好把这些石油出口国的“石油美元”输入其他国家。自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以来，各国银行首次向拉丁美洲、东欧、非洲和亚洲的贫穷国家大量借贷。那些欠发达国家（LDC）接受了长期的低利率贷款以修建道路、水坝和工厂。它们认为这些工程可以促进自身的经济发展。
在很多情况下，大银行会将一部分贷款卖给其他银行，而这些银行通常对借款人知之甚少或一无所知。这样，亚特兰大或杜塞尔多夫的银行的命运，只能取决于布宜诺斯艾利斯或雅加达的借款人是否按时还款。面向欠发达国家的贷款金额庞大，占美国银行所有贷款的1/6。与此同时，富裕国家的公司同样利用浮动汇率为自身谋利。它们借入外币，这导致全球金融变得更加复杂。1971年至1974年间，为应对大量涌入的资金，169家外国银行在欧洲主要金融中心设立了分行。正如历史学家哈罗德·詹姆斯所言：“银行业在20世纪70年代真正实现了国际化。”[4]
银行家们几乎没有意识到自己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风险。他们知道如何评估商业借款人，但并没有应对汇率风险的经验。如果汇率走势与预期相反，用美元存款为意大利里拉或日元贷款提供资金的银行就可能没钱支付储户。一些在欠发达国家经营的企业，即使它们的商业战略看起来很合理，但向其借出的贷款很可能因为意外的货币贬值或进口限制而成为坏账。富裕国家的政府鼓励银行向欠发达国家借贷，因此当这些贷款使银行陷入危机时，银行家们自然而然地认为自己能够得到救助。毕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机构正是为了这个目的设立的。花旗银行的掌门人、当时最著名的银行家沃尔特·瑞斯顿认为，银行对国际贷款轻车熟路，因此不太可能遭受巨大损失。此外，瑞斯顿还有一句名言：“国家不会破产。”[5]
负责维护各国银行体系安全的银行监管者，对国外贷款十分警惕。不过，他们虽然可以监管本国银行，却无法监管国际银行。瑞士的保密法使美国政府无法审查美国银行在苏黎世的业务。而且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简称“美联储”）其实并没有派驻海外的银行监管人员。没有监管者能够确保，如果借款人无力偿还一家日本银行的纽约分行的贷款，该银行位于东京的总部不会受到波及，因为美国和日本当局都无法充分了解银行的财务状况。对于银行需要多少资本（股东资金），才能确保在借款人或贸易伙伴违约的情况下仍然能偿还储户，国际上并无一致意见。在放贷的比拼中，资本不足的银行可能会削弱资金雄厚的银行的竞争力，从而引发恶性竞争，导致银行在经济不好的情况下变得脆弱。而且，人们根本没有意识到风险传递的问题，如果一个国家出现危机，其他国家也会受到波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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