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债务危机并不是首次出现，第一波全球化期间已经发生过多次。首次国际债务危机可能发生在1890年英国利率急剧上升时，这导致当时作为世界主要金融大国的英国对阿根廷的投资热情戛然而止。那时阿根廷经济萎靡，阿根廷政府的债券违约损害了其主要债权人英国商业银行巴林兄弟银行的利益，并引发了整个拉丁美洲的经济混乱。这场危机直到英格兰银行出手援助巴林兄弟银行才告一段落。1907年的经济恐慌是从纽约证券交易所的铜业板块暴跌开始的，导致了美国经济陷入深度衰退，瑞典、日本、智利等国普遍出现银行倒闭和经济低迷的现象。令人意外的是，最后施以援手的是法国央行。1914年8月，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出现的金融危机波及50个国家，远至日本、秘鲁、印度等国，这些国家的融资和商品出口都依赖被卷入战争的欧洲国家。[7]
第二波全球化期间，由于对跨境资金流动的限制，这种像病毒性传染病般从一个国家传播到另一个国家的金融危机起初非常罕见。20世纪70年代的经济政策制定者中，很少有人亲身经历过金融危机。但随着跨境资金从涓涓细流发展成汹涌波涛，危机的“病毒”再次席卷而来。1981年，三大洲11个国家重新就国外贷款问题举行谈判。此后，墨西哥政府在1982年8月12日告知美国财政部，它无法支付下周一到期的3亿美元贷款，更无力偿还未来一年每月20亿美元的外债。商业银行立即停止向欠发达国家贷款。尽管巴西官员坚持说“巴西不是墨西哥”，但金融家们已经发现欠发达国家具有相似之处，这是他们以前没有注意到的。他们的怀疑是合理的，因为不仅巴西无力及时偿还外债，土耳其、阿根廷、印度尼西亚和波兰等国也一样。到1982年年底，欠发达国家共有7000多亿美元的外币债务，其中有40个国家拖欠债款。[8]
欠发达国家的债务危机一直持续到20世纪90年代，这些国家在这场危机中付出了极大的经济和人力代价。债务国面临着人民生活水平下降、营养不良和婴儿死亡率上升等问题。进口消费品从货架上消失了，工资增长率被故意维持在低于通货膨胀率的水平，以压低出口产品在国外的价格。美国经济学家鲁迪格·多恩布什评论道：“付出代价的主要是实际工资被削减的工人。”秘鲁和菲律宾需要再花近20年的时间才使其平均收入重新达到1982年的购买力水平。富裕国家坚持让欠发达国家采取财政紧缩政策，以积累足够的资金偿还外债，这意味着欠发达国家不得不在卫生、教育、住房和其他社会需求方面削减开支。即便采取这些措施，高负债国中只有韩国通过促进出口，迅速筹集了足以偿还债务的美元。而沉重的债务严重阻碍其他国家培养身体素质更好、受教育程度更高的劳动者，从而削弱了它们在快速变化的世界经济中的竞争能力。20世纪80年代被称为“失去的十年”并非没有道理。[9]
在这场危机中，较富裕的经济体付出的代价更难以计算。这些国家的收入增速放缓，失业率上升。银行因拖欠外债而陷入瘫痪，无法开展日常业务，比如帮助企业更换旧机器，建设新设施，也无法提供资金供消费者购买商品。全球最大的几家银行挣扎在破产边缘，纳税人的钱被用来拯救它们。1992年，原日本大藏省（现财务省和金融厅前身）副相行天丰雄评论道：“风险不断从私人贷款方向公共贷款方转移。”他指出，1984年商业银行持有发展中国家62％的债务，但到1990年只占一半，其余的债务由政府或国际组织持有。1989年至1994年间，在世界银行、美洲开发银行和其他由各国政府资助的组织的帮助下，拥有1910亿美元未偿债务的18个国家，通过谈判被免除了部分或全部债务。富裕经济体纳税人的钱实际上被用来支持金融全球化。[10]
热钱的一个影响将持续更长时间。欠发达国家的经济危机使其货币相对于富裕经济体的货币（尤其是美元）贬值。这样的汇率使欠发达国家的出口商品在国外市场更受欢迎，而国外的进口商品在欠发达国家则变得更加昂贵，欠发达国家因此实现了贸易顺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认为，贸易顺差能使欠发达国家累积外汇以偿还其从外国银行借出的贷款。该组织在1985年的报告中自豪地写道：“美国从亚洲和欧洲发展中国家的进口从1980年到1984年增加了大约80%。”又补充道：“制成品出口商取得了非凡的成功。”美国工人感受到了这个结果带来的影响。美国与东亚发展中国家的贸易逆差从1980年的40亿美元增加到1986年的300亿美元。服装厂、制鞋厂和钢铁厂裁减了数万名工人。在债务危机爆发前的4年间，美国工厂平均每年雇用近1900万人，但在危机出现之后，就业规模再也无法恢复到这一水平了。[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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