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第二波全球化与之前的第一波全球化一样，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化。虽然各企业积极涉足海外，但它们的身上还是带着强烈的母国色彩，几乎所有高管都是在母国出生并长大成人的。尽管外资投资激增，但大多数投资都发生在少数几个富裕国家之间，大部分对外贸易也是如此。欠发达国家大多背负着沉重的债务，只能通过向富国的投资者借贷或出口原油、咖啡豆等大宗商品来使自己与全球化保持些许联系。事实上，在从1947年到1986年的40年里，对全球化最严厉的批评来自那些认为更自由的贸易将使富国进一步剥削穷国的人。移民也经常被认为带有剥削的性质，因为富国一直被指责诱使穷国的护士和教师移民到自己的国家，从而造成后者的人才流失。批评者称，渴望摆脱贫穷落后处境的国家多做有利于自身发展的事，它们的处境才会变好。很多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国家，如印度、苏联等，提倡自给自足，严格限制贸易、投资、移民、旅游、科学交流、宗教思想，以及其他被其领导人认为危险的国际联系。[5]
1979年，撒切尔夫人当选英国首相。1980年，罗纳德·里根当选美国总统。这两个人的当选标志着自由市场的意识形态在富裕经济体崛起，这为新的经济关系的发展开辟了道路。1982年，当本田汽车公司开设美国第一家日资汽车装配厂时，它能够确保发动机和变速器经长达数千英里的海陆运输后，准时送达美国工厂的组织能力，令竞争对手大为震惊。到了20世纪80年代后期，随着第三波全球化的到来，这种远距离供应链已经变得司空见惯。国际贸易的性质发生了显著变化，因为零售商或制造商可以在不同国家分别完成零部件的设计、生产和组装工作，半成品可以从一个地方运送到另一个地方，几乎不需要顾虑国界这一因素。企业的地理位置和企业国籍之间的联系被切断了。如果一家生产磨料磨具的企业，总部位于美国的马萨诸塞州，在27个国家开设工厂，但为一家总部设在巴黎的公司所有，后者的主要股东包括荷兰的养老基金、英国的投资信托公司和中东国家的政府，那么谁又能说清楚这个企业到底是法国的还是美国的，抑或仅仅说成是“跨国的”就足够了。1991年苏联的垮台举世震惊，一直以来质疑市场力量的国家突然对全球化张开了怀抱，国际贸易的增长速度几乎是世界经济增速的3倍。
反对剥削的声音再次响起，但这次人们不再指责全球化伤害贫穷国家的工人，而是指责全球化损害了富裕经济体的工人的利益。詹姆斯·戈德史密斯爵士是一位富有的英国金融家，也是一个彻底国际化的家族的后人。1994年，他在其畅销书《陷阱》中批评了开放性的边境。1996年，法国评论家维维亚娜·弗雷斯特尔在她的《经济恐怖》一书中批评了全球化对富裕国家的影响。3年后，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出版了《失控的世界》一书，警告世界即将失控。而与此同时，上万名示威者，包括反资本主义者、环保主义者、担心工作岗位流失的人和蓄意挑衅者，走上西雅图街头，抗议世界各国贸易部长参加的闭门会议。经济学家们几乎一致认为，更自由的贸易会使世界更加繁荣，但这个观点并没有说服多少人。他们希望欠发达经济体尽快对外开放的呼吁也没有得到强烈的回应。两位英国记者在2000年出版了一本关于全球化的书，但书名《完美的未来》与实际情况南辕北辙。[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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