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从1948年开始的25年间，西欧国家的经济蓬勃发展。繁荣的经济使几乎所有人都用上了电话、冰箱和室内给排水设施，而这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1957年《罗马条约》签订后形成的欧洲自由贸易区。到了1969年，也就是推动欧洲共同市场形成并发展的机构欧洲煤钢共同体成立18年后，欧共体成员国终于取消了彼此之间的出口关税。在此期间，法国的人均收入增长了1倍多，德国的人均收入增加了2倍。到了1973年，德国的出口额已占其经济产出的近1/4，这一占比是1950年时的4倍，而且出口帮助德国创造了数百万个就业岗位。欧共体其他国家的情况与德国类似。由于可以不受限制地进入更大的市场，制造商可以利用经济规模的优势有效地提高自身的生产率。欧共体的劳动者每小时的平均产量在这些年里增加了2倍，更高的生产效率极大提高了他们的收入。丹麦、英国和爱尔兰这三个未被纳入自由关税区的国家，对外贸易和公民收入的增长则要慢得多，而且差距十分明显，因此它们在1971年都急于申请加入欧共体。[1]
始于1973年10月的石油危机是一个转折点。急剧上升的油价掏空了消费者的钱包，企业的利润大幅减少，经济增长率直线下滑。此前20年间，西欧维持着极低的失业率，如今各个国家的失业率都在攀升。通货膨胀侵蚀了工人的购买力，曾使欧洲的私营企业和积极国家（activiststate）共同创造了充足的就业机会、优厚的社会福利和稳定上升的生活水平的宝贵的社会市场经济，此时似乎也陷入了危机。
为了安抚选民，欧洲的领导人加大了对社会福利项目的投入，包括住房补贴和儿童津贴。他们降低了退休年龄，理论上这将为年轻人腾出更多工作岗位。到了1980年，西欧大多数女性在61岁时就退出了劳动力市场，大多数男性的退休年龄则是63岁。为了避免发生大规模裁员，政府还为一些亏损工厂提供补贴。但这个策略适得其反，让“僵尸工厂”继续存活实际上损害了一些经营状况更好的竞争对手的利益。欧洲政府为支持新兴信息技术产业投入的资金，比美国或日本在这方面的投资更多，却没有发展出一家可以独立生存下去的企业。当工业补助金不足时，欧洲政府鼓励“危机卡特尔”，要求企业家们自行决定他们中的哪些工厂应该关闭，与此同时，国家会为因此失去工作的工人发放长期救济金。
但欧洲人再也无缘享受1973年前的美好时光了。长期以来的煤钢城镇已被摧毁，1978年至1981年间，每5个炼钢工人中就有1人失业。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1/4的法国年轻人和1/3的意大利青年劳动力面临失业。全欧洲有超过40%的失业工人已经有一年多没有找到工作。1984年，欧洲共同体首脑加斯东·托恩发问：“欧洲人民怀疑欧共体是否有能力恢复经济增长和降低失业率，有人会觉得惊讶吗？”[2]
根本问题在于没有现成的解决方案。生产率在20世纪60年代至20世纪70年代初快速增长，此时已经慢了下来。几乎每个欧洲国家都感受到了生产率的下降。1963年至1973年，衡量生产率的最基本指标，即平均每个工人一小时的产出，在意大利几乎翻了一番；但在1973年至1983年间，增幅只有不到1/3。比利时的生产率增长，在从1963年到1973年的10年间为86%，但在接下来的10年里下降到37%。欧洲已经失去了活力。1984年，“欧洲硬化症”这个词进入了人们的语言体系，它是指欧洲人既不愿意让旧产业退出历史舞台，也不愿意发展新产业，从而扼杀了经济增长。1985年，自由市场派经济学家赫伯特·吉尔施在分析这个问题时说道：“这个经济体的主要成员已经变得太过僵化，因而无法做出快速且无痛的调整。”[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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