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前景并未受到普遍欢迎。在墨西哥，这个突然放弃独立经济的举措令人震惊。在2英亩（1英亩约合4046.86平方米）坡地上种植玉米的贫困农户和使用陈旧机器的小型制造商，担心自己被来自北方的进口洪流冲走；经济民族主义者十分愤怒，因为新近被私有化的银行最终可能落入外国人手中。另一方面，加拿大和美国的工会抗议制造商将把产业链向南方转移，环保组织预见污染企业将搬迁到美墨边境靠墨西哥一侧，激进的民族主义者则认为国家主权受到了侵犯。有人在美国的主流报纸上刊登了整版的谴责声明：“蓄意破坏！对美国的健康、安全和环境法规（的蓄意破坏）！”1992年竞选总统的富豪兼保守派商人罗斯·佩罗预言：“你会听到巨大的抽吸声，这个国家的工作机会将被不断吸走。”1993年，克林顿总统向国会提交《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后，他所在的民主党的大多数成员都投了反对票。只有当反对派共和党人站出来支持时，国会才通过这一协定。[10]
欧洲和北美先后采取的举措使它们的贸易变得更加自由。就在北美达成《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同时，欧共体也扩大到15个国家，并转变为一个内部联系更为密切的团体——欧盟。欧盟的一些成员国甚至希望用统一的欧洲货币取代本国货币。尽管政策上的争吵和对布鲁塞尔官僚作风的抱怨无休无止，但一个统一的欧洲所能带来的好处，仍然吸引着东欧和地中海地区的各个国家纷纷排队等待加入。刚刚使《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获得批准的克林顿，马不停蹄地开始推动欧洲人结束乌拉圭回合谈判。最后一次谈判是在美国和欧洲的主导下进行的。经过数周昼夜不断的讨论，一项复杂协议的大部分内容才达成共识。1994年4月，也就是埃斯特角城的谈判开始8年后，该协议被正式签署。当时的一份官方解释承认：“这场谈判让全世界的贸易官员精疲力尽。”[11]
在乌拉圭回合谈判中，各参与国就众多议题（从削减农业补贴到推动服务贸易发展）达成一致意见。其中两项对全球化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富裕国家终于承诺对贫穷国家生产的服装打开市场，到2005年，大部分富裕国家将取消对服装和纺织品施加的进口配额，孟加拉国、柬埔寨等几乎游离在世界经济之外的国家因而能够发展大规模的服装产业；与此同时，富裕国家和贫穷国家都同意大幅削减进口商品特别是制成品的关税，大量商品甚至完全免税。在欧盟扩大和《北美自由贸易协定》通过之后，乌拉圭回合的成果进一步改变了跨国公司的成本计算方式。总的来说，如今它们可以放心地在一个国家制造产品再运到另一个国家，而几乎无须担心关税会对成本造成什么影响。在20世纪80年代初步成形的国际供应链，此时有了向世界上更多的地区扩张的能力。[12]
事情确实是这样发展的。贸易模式出现了明显的变化。20世纪90年代末，零部件贸易占国际贸易的29%，这是因为生产商会在一个国家裁剪一卷布料或蚀刻一个半导体，然后将它们运到另一个国家做进一步加工。更重要的是，1990年以后，欠发达经济体对富裕经济体的出口稳步增加。传统的贸易中心欧洲、北美和日本已经不再占据主导地位。两国或几个国家形成的小集团达成了大量协议，这些协议取消了关税，简化了进口手续，并移除了对外贸易和投资的其他障碍。1990年，当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第一次就《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展开谈判时，全世界有19个这样的协议生效。到了2000年，全世界已有79个类似的协议，从4个太平洋岛国之间的温和的贸易协定，一直到加拿大和智利之间涉及贸易、国际投资、环境和竞争政策、电信和众多其他主题的雄心勃勃的协定。[13]
更低的关税，更便宜、更可靠的运输，以及不断下降的电信成本，使世界经济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第三波全球化。1980年至1985年间，许多国家经济衰退，全球制成品贸易停滞不前；但1985年至1990年间，以美元计算的全球贸易额翻了一番，1990年至2000年间又翻了一番；2000年至2010年间再次翻番。国际投资也触底反弹。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大型企业属于哪个国家一目了然；但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这些企业开始具有国际化特征，比如将非常重要的研究工作放在国外，而总部的办公室里则挤满了来自世界各地的管理人员。[14]
然而，创建欧洲单一市场、北美自由贸易区，以及在世界范围内降低关税所产生的效果，与20世纪90年代前期设计这些措施时的预期相去甚远。得益于信息技术的进步，尤其是互联网的发展，一个国家的客户可以密切监督另一个国家的供应商，供应商则可以实时访问客户的库存记录，并能据此在短时间内调整生产计划。然而，尽管从理论上说，集装箱船和计算机可以让制造商和零售商将供应链延伸到几乎任何有港口和电话线的地方，但这并没有成为现实。与之相反，企业的产业价值链所连接的主要是那些最富裕的经济体，以及少数工资水平较低的国家，后者包括中国、墨西哥、土耳其、孟加拉国、越南和少数东欧国家，它们是国际制成品市场上规模最大的生产国。其他国家则像几十年前一样，主要通过供应大宗商品的方式参与第三波全球化，同时眼看着它们低效的国内企业遭受价格低廉的中国商品的巨大冲击。
然而，尽管人们都在谈论商品的自由贸易、国际投资的自由流动和国界的消失，但第三波全球化其实不完全是一个市场现象。第三波全球化的每个关键点都是由政府塑造的，而且塑造的方式往往与各国政治领导人支持的目标相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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