甚至在远离西线血腥战壕的地方都能感受到缺乏商船带来的影响。1914年夏，英国控制了世界近半的远洋航运。英国的轮船公司，如最大的蒸汽机船运营商半岛东方航运公司（Peninsular & Oriental）和在东南亚各地间运载货物和乘客的中国航运公司（ChinaNavigationCompany，今天的太古轮船公司），均在亚洲的国际贸易中占据非常大的份额。英国政府出于军事需求征用了这些公司的许多船只，而一个之后被称为船运部的新机构则负责调度其余船只。在这种安排下，船运部迅速控制了英国及法国、意大利的对外贸易。商船的目的地和装运货物都是指定的，只有获得批准的商品才能进口到英国，以免宝贵的运载空间被非必需品占用。[5]
到1915年，战争已持续了一整年，此时全球的国际贸易总量比1913年降低了26％。欧洲的出口量下降了一半。而在远离战场数千英里的拉丁美洲，出口商们正为寻找船只将咖啡和肉类运往市场而发愁。可供使用的新船数量稀少。英国的造船厂在1913年制造了全世界2/3的商船，但由于造船工人纷纷奔赴战场，商船的生产无以为继。尽管美国在1916年大力发展造船业，但在1917年4月对德国宣战以后，新船就无法用于贸易，只能用来运载军队和军需品。中立国和协约国的大量商船遭到德国潜艇的攻击，船只匮乏的状况进一步加剧。英国当局假装问题并不严重。1917年年初，他们试图通过宣称每周有2500艘船抵达英国港口来振奋军心，却隐瞒了其中2360艘船因体形过小而不适于远洋航行，实际上只有140艘船可以用来运输小麦、牛肉或其他重要物资的事实。1913年至1918年间，由于缺乏船只，中国的进口量下降了34％，意大利下降了62％，伊朗更是达到了惊人的75％。在这场为时4年零3个月的战争中，全球范围内的国际贸易减少了大约1/3。[6]
1918年11月，一份停战协定为战争画上句号。此时的世界局势是：一场可能带走1亿人生命的世界性大流感正在蔓延；欧洲各国爆发了一系列旨在颠覆旧秩序的革命，而重建这片伤痕累累的大陆还需要数年时间。欧洲的战胜国优先考虑的是获得更多的殖民地，恢复黄金储备，以及吞并崩溃的德意志帝国、奥匈帝国和奥斯曼帝国已化为废墟的领土。恢复贸易和投资一事迟迟没有提上日程。正如历史学家迈克尔·B.米勒（）所说，这场战争通过严重削弱欧洲，使美国和日本成为重建世界经济的主要组织者的方式促进了全球化，但这些影响在很久以后才会显现。[7]
从某种意义上说，战后外交的目的就是限制全球化。在巴黎附近的凡尔赛举行的和平谈判被视为帝国（或者说至少某些帝国）灭亡的开端。对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而言，“民族自决”（这是一个模糊的概念，认为政治主权应该以共同的语言或共同的民族为基础）是首要目标。意大利外交部长西德尼·松尼诺（SidneySonnino）对此解释道：“这场战争无疑过度激发了民族情感……或许是美国提出的清晰的原则助长了它。”民族主义思想也开始支配经济政策。贸易壁垒再次出现，国际投资越来越不可靠，控制本国的商船被视为战略要务。但推翻了俄罗斯帝国的布尔什维克党在巩固新成立的苏联时也采取了类似的政策，不过出于不同的原因——他们是为了与外国资本家保持距离。[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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