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许多发展中国家发现，放松管制是获得外资的“代价”。专家们断言，陷入赤字、发展缓慢的国有企业将在私人手中变得高效且可以赢利。他们主张，让市场力量而不是政府法令来决定欠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可以帮助其利用国际援助将自身打造为一个繁荣的现代经济体。因此，对于那些需要向外国政府寻求援助资金，或向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申请低息贷款的国家来说，放松管制是不得不做的事情。[11]
然而，这些建议没有考虑历史。没有哪个国家是完全依靠市场的力量实现经济发展，并最终由穷国变为富国的。18世纪，如果没有政府深思熟虑的政策，包括限制纺织品进口、阻止可能将纺织技术传播到国外的工匠移民、圈地，以及将流离失所的劳动者推向正在崛起的工业城市，那么使英国成为世界最大经济强国的工业革命就不会发生。19世纪晚期，使美国富裕起来的制造业发展不仅依赖进口限制，还得益于各项监管规定，尤其是法院做出的有利于降低劳动力成本的裁决，包括打压工会、阻止各州就限制工时和改善工厂条件立法。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西欧经济的高速增长同样与大量的政府规划有关。哪些企业可以获得贷款、哪些可以持有外币通常是由官员决定的。而在20世纪晚期，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的经济繁荣也是基于当局的指导，比如哪些产业应该得到进口保护、低息贷款和廉价土地的支持。仅凭市场力量让贫穷国家富起来的想法只是一个神话。
此外，很少有欠发达国家能够管理好放松管制的官僚性事务。虽然战后时代的严厉管制往往服务于政治而非公众利益，但要使放松管制和私有化发挥作用，政府并不能简单地将所有规定撤销，而是仍然需要制定和执行一系列规章制度。如果没有关于如何转移通话或如何与其他运营商共享计费信息的详细规定，那么以前占垄断地位的国有通信企业不过是变成了私有垄断企业，这不会给企业的新持有者以外的任何人带来经济利益。
在放松对金融部门的管制时，缺乏管理能力会导致灾难性的后果。俄罗斯、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等国听从国际指导，让在本国开设银行变得更加容易，并放松对银行的监管，同时允许本国企业在海外自由借贷。这意味着人脉较广的企业家实际上主导了这些国家的银行系统并大量借贷，而央行和银行监管者则不得不尽力维持国家金融体系的稳定。这三个国家对金融部门放松管制，导致了1998年的严重经济危机，并使数百万刚刚开始享受全球化便利的人大幅降低了生活水准。甚至连经济专家云集的世界银行，也不得不承认它的许多建议是完全错误的。该机构的专家们懊恼地说：“20世纪90年代的经验表明了私有化和管制到底多么困难。”[12]
放松管制对全世界产生了影响。在20世纪80年代初经济衰退期间，制成品的国际贸易额停滞不前，但从1983年到1990年，这一数据增长了130%。几乎所有货物运输都是在托运人和运输公司协定的合同下进行的。这一波货运浪潮促进了对大型船舶、高科技配送中心和可以堆放两层集装箱的轨道车的投资，使单列火车的运载量翻番。放松管制为电信行业带来了创新，使制造商、零售商和运输公司能够管理复杂的供应链。如果不是因为受到严格管制的国有垄断通信企业在20世纪被迫面对竞争，互联网根本没有机会在21世纪改变世界。[13]
放松管制带来的创新，并未使所有企业平等获利。赢家往往是大型企业。它们可以通过在全球范围内经营业务来降低成本，也可以通过对货运市场的长期介入而获得最新信息，并利用这些信息与运输公司和通信公司讨价还价，以获得对自身最有利的条件。消费者也是赢家。他们可以用更少的钱买到比以往多得多的商品。而另一方面，工人和小型企业在这个管制逐渐放松的世界里成为输家。在面临进口商品竞争的行业工作的人，不得不接受比以往更低的工资，甚或失去工作。而数十年来一直作为当地经济基石的小型企业，由于没有足够的筹码与铁路公司或船运公司讨价还价，因此当廉价进口商品大举侵占它们的市场时，往往只能被迫将公司出售或选择关门了事。能否享受到放松管制带来的好处，取决于一家企业的规模和实力。实力不足、规模不够大的企业通常会在竞争中落败，而胜利者则期待着一个国家边界变得更加模糊的世界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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