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1948年《关贸总协定》生效，第二波全球化开始了。全球贸易总量迅速增长，但贸易模式仍与第一波全球化时相似。贸易和投资仍然主要发生在西欧、北美和日本这些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就已经高度工业化的国家和地区。这些地区当时被称为“北方”“中心”或“发达”经济体，不同的说法取决于说话人的政治倾向。国际贸易之所以在“北方”非常繁荣，是因为这些地区的制造商提供了数以百万计的高薪岗位。
世界其他地区则主要通过向这些“先进”国家供应原材料的方式参与第二波全球化。这些被称为“南方”“边缘”或“欠发达”经济体的国家或地区，人均消费的制成品远少于欧洲和北美，它们的工厂除了服装外几乎不生产其他产品。由于运输成本高昂，以及富裕国家的贸易壁垒，贫穷国家无法把棉花加工成纺织品或将矿石锻炼成钢铁，从而提升自身的经济水平。大部分工作不足以维持生计。一份统计数据清晰地反映了南北之间的差异：1959年，拉丁美洲、非洲和亚洲占全球制造业总产出的比例不到10%。[9]
但可以肯定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这些国家大多摆脱了长期的殖民统治，并大量出口矿产、农产品和植物纤维等。1955年，咖啡、黄麻和石油等初级产品占巴西出口的90%，占印度和土耳其出口的3/4。不过，这类商品大多是较富裕的国家基本无法生产或完全不生产的产品。例如，智利的铜和印度的茶叶有海外市场，但哥伦比亚的糖在美国不受欢迎，泰国的大米在日本也没有销路。更重要的是，大多数国家的贸易极度依赖一两种商品，橡胶或锡的价格急剧下跌就很可能带来灾难性的后果。所以这些较贫困国家的人民认为自己是失败者，对外贸易和国际投资非但没有带他们走向繁荣，反而让他们愈加贫穷。这激起了那些渴望摆脱欧洲控制的地区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10]
阿根廷经济学家劳尔·普雷维什提出了另一条路线。他曾是阿根廷中央银行行长，在1943年军事政变后被赶下台，最终被迫流亡。1949年3月，别无选择的普雷维什加入了一个不知名的联合国组织——总部设在智利的拉丁美洲经济委员会，担任顾问。他的第一个任务是编写一份关于拉丁美洲的经济调查报告。这份在同年5月的一次会议上递交的报告不啻为一枚重磅炸弹。他在报告中断言，尽管自由贸易使大型工业国家获利，但牺牲了那些处于“世界经济体系边缘”的国家。大卫·李嘉图曾主张，如果各国都生产各自生产率最高的产品，并用其来交易自己需要的产品，那么每个国家都能受益。但普雷维什坚持认为，这无法提高边缘国家的工人的生产率，也难以改善人民的生活质量。相反，他认为边缘国家就像是在跑步机上奔跑，它们需要出口越来越多的原材料才能进口与之前数量相当的制成品。他说，这些国家与其积极响应自由贸易，倒不如引进工厂和机械设备，同时减少消费品的进口。因为消费品可以在高关税的保护下由国内工厂生产，然后出口到富裕国家。普雷维什声称，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策略将提高边缘国家的生产力，使它们逐步开放经济。[11]
普雷维什的设想被称为进口替代战略，在世界大部分地区受到欢迎。它为拉丁美洲国家提供了削弱英美经济影响的方案，为亚洲和非洲的前殖民地给出了摆脱宗主国对它们的经济控制的指南。刚取得独立的印度在1950年成立了计划委员会；曾受英国殖民统治的黄金海岸在1957年独立为加纳共和国之前，就成立了一个计划部门；各国政府都委任专家来决定本国应该发展哪些产业，以及如何发展这些产业。不同于由国家主导的苏联共产主义和美国倡导的资本主义，进口替代提供了经济发展的“第三条道路”。1955年，在印度尼西亚万隆召开的亚非会议上，这一战略得到29个亚非国家领导人的支持。这些国家领导人几乎一致认为，他们的国家与世界上较富裕地区之间存在着不平等关系。
在他们看来，要消除目前的不平衡，需要让大宗商品价格停止剧烈波动，以免给本国经济带来致命打击。1958年，参与《关贸总协定》的一些知名经济学家赞同这一观点，认为抑制国际市场的剧烈波动具有重要意义。许多国家希望保持大宗商品价格稳定，77个国家（被称为“77国集团”）立刻请求联合国帮助实现这一目标。联合国不顾欧洲和美国的反对，于1964年成立了一个组织——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简称“贸发会议”），以解决发展中国家的问题。普雷维什被任命为贸发会议领导人，他呼吁彻底改变富裕国家和贫穷国家之间的关系，包括通过合作稳定大宗商品价格、支持进口替代以加强发展中国家的制造业，以及给予更大力度的外国援助。这一揽子提案及后续更多的提议，后来被称为“国际经济新秩序”。
这些想法在理论上具有巨大的吸引力，但实现起来困难重重。例如，要稳定咖啡的价格，第一，需要生产咖啡的各国限制产量，也就是要控制每次种植的收成。第二，一个国际基金需要采购、储存和销售一定量的咖啡，以保证全球市场上的咖啡价格保持在商定的水平。而这就需要巨额资金和非凡的智慧，才能判断现在的价格是不是过高，是否需要销掉库存，或价格是不是太低，是否需要购入咖啡。人们很难筹集到足够的资金，也很难找到具有高超智慧、能够管理这样一套系统的人才。至于进口替代，有权发放进口许可和补贴的官员有无数机会贪污，这必然导致一些产业因为缺乏国际竞争力而效率低下。只有少数国家和地区，特别是韩国、中国台湾，以及多年后的中国大陆，成功实现了进口替代。许多国家按照联合国贸发会议的建议，成立了商船队，并确保它们在本国的海上贸易中占有一定份额，但对于赞助它们的政府或不得不和它们合作的出口商来说，这些经营不善的企业大幅提高了成本。[12]
截至20世纪60年代末，许多贫穷国家仍然与世界经济脱轨。亚洲的发展中国家深受一系列事件的影响，包括在越南和老挝等地爆发的战争、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持续不断的冲突、朝韩边境的武装对峙等各种动**。据联合国贸发会议统计，在1967年全球干货出口中，这些国家占的份额不足1%。非洲的经济停滞不前，外债如山的拉丁美洲在进口替代方面几乎没有什么成绩。世界上大部分人都认为国际贸易是“北方”控制“南方”的阴谋，大多数贫穷国家并不想参与其中。若干年后，这种局面将发生逆转。[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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