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内森”（Monessen）这个名字本身就暗示着全球化。“Mon”指的是莫农加希拉河（MonongahelaRiver），繁忙的煤炭驳船沿着蜿蜒的河道驶过这座小镇，前往北边20英里外的匹兹堡钢铁厂；而“essen”暗指位于德国鲁尔区的同名钢铁制造中心。1897年规划这座小镇的匹兹堡金融家们显然觉得，加上点全球化元素能够吸引人来定居。然而，除了移民（这里有芬兰、瑞典和德国的路德宗教堂），这座小镇几乎没有什么全球性可言。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当地最主要的产业是一座钢铁厂，这座工厂一度有6000名工人。从1962年开始直到1986年倒闭前，它一直试图说服政府采取进口限制，以遏制外国竞争对手。那时莫内森已经被称为“没落企业之城”，此后也没有任何起色。在莫内森，全球化经济不是机遇，而是威胁。[1]
2016年6月，当美国总统候选人唐纳德·特朗普选择在莫内森发表演说时，那里的人口比1940年高峰期减少了2/3。现存最大的工厂是一家将煤干馏制成焦炭以在高炉中冶炼液态钢的工厂。这家工厂散发的刺鼻的硫黄味，扼杀了吸引匹兹堡蒸蒸日上的医疗行业和高科技行业从业者在这里安家或创业的希望。特朗普的演说词很可能就是以莫内森为原型的。他痛批“全球化……夺走了我们数百万工人的一切，只留下贫穷和心碎”。虽然他最终在莫内森落败，但他的话在宾夕法尼亚州西部破败的煤炭城和钢铁城引发了共鸣。在2016年11月举行的总统大选中，威斯特摩兰县——莫内森位于该县西南部——约2/3的选民支持特朗普。[2]
然而，这些愤怒和痛苦产生自全球化已经走下坡路的阶段。早在特朗普出人意料地赢得选举，英国人投票脱欧，具有鲜明的民族主义倾向的政客在欧洲、拉丁美洲和亚洲各地崛起等事件引发人们反思之前，世界经济就已经呈现出截然不同的面貌了。
将世界经济联系在一起的错综复杂的价值链，是20世纪80年代末以后的这段时期的标志性特征。打造了这些价值链的企业将大部分生产活动从欧洲、北美和日本转移到劳动法对企业有利的低收入国家，主要是东欧国家、墨西哥、中国和东南亚国家。在这一过程中，品牌企业通常会将一直被视为核心的制造业务外包出去，让知名度不高的公司完成冲压、铸模、组装等工作，而它们自己的员工则专注于财务、设计和营销。在印尼的西冷，一家不知名的中国台湾公司雇用了1.5万名工人，为一家知名的德国公司制造销往加拿大的运动鞋。在爱尔兰的沃特福德，一家美资工厂为欧洲著名品牌的精密医疗设备提供铸模和组装服务。在危地马拉的首都危地马拉城附近，5000人在一家韩国企业的工厂里缝制服装，然后打上美国品牌商的品牌。对外贸易、外国投资、外国贷款和跨国移民已屡见不鲜，如此密切的跨国生产活动却是前所未有的。[3]
从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初，价值链变得越来越长而且越来越复杂，贸易也随之繁荣起来。汽车的生产过程极为复杂，汽车企业的价值链可能有8个甚至更多环节。加工原材料、生产简单零部件的制造商在价值链中的层级较低，生产深加工产品的制造商位于其上。中间产品可能要多次跨越国境，比如原油被加工成塑性树脂，后者又被模塑成按钮，按钮被安装在音控面板上，音控面板被装进方向盘，方向盘被连在转向柱上，二者被整合进汽车转向系统，汽车转向系统最终成为车的一部分。这个过程的每一个步骤都是在不同地方完成的。2019年，美国联邦航空局在调查一些波音737飞机机翼上存在制造缺陷的零件时，发现问题出在一家金属电镀公司身上，而这家公司与波音的组装工厂之间至少隔了4个环节。[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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