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全球化标志的集装箱船运输的主要货物并不是准备卖给零售商店的成品，而是那些将被加工成中间产品的原材料或零部件。搭载在穿越英法海底隧道的火车上的卡车，以及往来于日本的半导体工厂，东南亚的测试、组装工厂，还有中国的智能手机工厂的喷气式飞机，同样装满了中间产品。[5]
始于2007年年底的严重经济危机使第三波全球化陷入停滞。这场危机的导火索是美国房地产市场的崩溃，而让欧洲主要银行遭到重创的希腊、葡萄牙、西班牙债务危机延长了其持续的时间。每当经济陷入衰退时，世界贸易量就会下降，这次也不例外。人们普遍认为，骤降结束后，进出口的增长速度会再次超过世界产出，就像以前一样。但历史并没有重演。出口在2010年和2011年经过短暂反弹后再无起色。商品贸易非但没有像20世纪90年代晚期和21世纪初那样以世界经济增长率的2倍增长，反而表现得不如世界经济，年增长率仅为0.8％。根据世界银行的估算，2008年，商品贸易总额（大宗商品和制成品的进出口总额）达到顶峰，占当年世界总产出的51%。10年后，这个比例减少了5个百分点。换言之，金融危机爆发后，世界经济增长的引擎是内需，对外贸易几乎毫无作为。
全球企业巨头在经济危机的重压下开始缩减规模，退出低利润业务，并从它们不占优势的地区撤离。对外直接投资（即投资者在国外建设工厂、收购公司和购买不动产的资金）比危机发生前的峰值下降了2/3。虽然贷款利率极低，但国际银行的贷款和面向国外市场的债券发行量都减少了。到了2016年，就连移民汇回母国的资金都不再增加，这使许多依赖海外汇款的贫穷国家的经济缩水——海外公民的汇款可以帮助其留在国内的亲属交学费、盖房子或创业。
第三波全球化的衰退在一定程度上是一个简单的算术问题。在过去的20年里，由于生产业务持续向工资较低或需求增长较快的国家转移，富裕国家数以万计的工厂倒闭了（仅美国就有7万多家工厂倒闭）。当日本的电子公司将组装工作转移到马来西亚或欧洲服装连锁店从孟加拉国订购更多的服装时，这些公司要投入巨资在国外建设新的制造工厂，对外贸易总量也随之增加。但能通过转移业务的方式赢利的富裕国家工厂的数量是有限的，一旦高收入国家的制造业不再大量外流，这个模式就不能推动贸易增长了。
同时，许多制造商和零售商得出结论，复杂的远程供应链的利润不如预期。随着货运变得越来越慢、越来越不可靠，作为单一供应商的工厂面临越来越多的意外停产的状况，总裁和股东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这种企业战略带来的脆弱性。将生产成本降到最低不再是唯一的优先项，保证商品不断供同样重要。
但要降低断供风险并不容易，而且成本也不低。增加库存可能使资金积压在陈旧商品上——百货公司不得不降价出售上一年的服装，经销商不得不看着一直停在停车场里的汽车贬值。相比于在一个大工厂中生产重要的零部件，将生产分散到多地可以增加灵活性，但会消耗宝贵的投资资金并增加成本，如果没有遇到经济危机，制造商将在竞争中处于劣势。将出口商品交由几家航运公司从不同港口运出，能提高适应性，但会增加运输成本。将远距离价值链改为一个地方的价值链，会给价值链本身带来风险——假如这个地方发生了地震或大火灾，企业就会陷入瘫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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