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建立更可靠的价值链，也符合客户不断变化的期望。无论是家庭还是企业，越来越多的客户要求次日甚至当天送达。对于许多行业的销售商，尤其是零售业商家来说，快速配送不再是可以收取高价的额外服务，而是继续参与角逐的基本要求。企业投入巨资构建在人工智能支持下的先进物流系统。但无论如何，商品依旧是商品，制造商、批发商和零售商如果想快速交货，唯一的方法是在配送中心存放更多商品，这样才能在顾客点击鼠标下订单的那一刻立即发货。自准时制生产出现以来，商品库存首次开始增加。
反全球化的风潮，使人们进一步认识到了全球化的风险。自1944年协约国政府召开布雷顿森林会议后的70年来，世界许多国家的政府放松了对国界的管控。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几年里，由于关税，出口到富裕经济体的许多商品的价格上涨了1/5或者更多。此外，大部分国家为将外国商品拒之门外还采取了各种其他措施，比如对特定产品实行进口配额，限制使用外汇购买进口商品，以及政府机构在政府采购中只购买本国产品。到了20世纪第二个10年，经过关贸总协定的多轮谈判之后，富裕国家的平均关税税率下降到了3％左右，许多国家达成了双边自由贸易协议，完全免除了关税。企业可以安心地扩张自身的供应链，而无须担心关税会使它们的计划前功尽弃。[6]
虽然富裕经济体对进口制成品的态度相对开放，但很多发展中国家为了保护刚刚起步的制造业，还是保持着高关税。比如，越南的关税税率是9％，印度是10％，中国是11％，埃塞俄比亚是17％。发展中国家的平均税率是发达国家的3至4倍，而且免税的进口商品占比更少。除此之外，很多发展中国家还设立了其他贸易壁垒，比如无论税率如何变化，让中国进口汽车或让印度进口药品都非常困难。因此，认为发展中国家正享受着不平等的竞争优势的观点在欧洲和北美越来越流行并产生了深远影响，这些富裕国家正受困于制造业岗位的不断流失和工人工资的停滞不前。2008年，多哈回合谈判破裂，参与谈判的164个国家无法就农产品准入、包括银行业和电信业在内的服务贸易规范等问题达成共识。这是20年来全球化的反对者们赢得的首次重大胜利。由于参与谈判的国家众多，而且每个国家都受到国内利益集团的压力（它们意图将外国竞争者挡在门外），要达成另一个全球性贸易协议看起来并不现实。此后所有旨在消除贸易壁垒的协议都只能在更小的范围内达成。
多哈回合谈判破裂时，绝大多数富裕国家的政治家都大力支持扩大贸易和国外投资。但金融危机的余波破坏了这一共识。主张强化边界管控的新一代政客开始显露锋芒。希腊、瑞典等国的民族主义者极力反对欧盟内部商品和劳动力的自由流动。荷兰的民粹主义政客基尔特·威尔德斯将欧盟称为“布鲁塞尔的怪物”。在意大利，将19个欧洲国家的共同货币欧元形容为“反人类罪”的马泰奥·萨尔维尼，成为北方联盟的领导人，并最终出任意大利副总理。中国大概是第三波全球化中受益最大的国家。2012年，就在美国总统大选前夕，奥巴马政府要求世界贸易组织裁定中国在非法阻止美国汽车进口的同时补贴汽车和汽车零部件的出口，而奥巴马的对手米特·罗姆尼承诺，将对从中国进口的商品征税，以回应中国的货币操作。[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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