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冷淡的腔调使许多企业的总裁不得不重新考虑在哪里以及如何制造他们的产品——如果最重要的出口产品突然面临主要市场的进口限制，那么他们将蒙受严重的经济损失。此外，在一些外包工厂集中的地方，劳动力成本急速上升。过去，富裕国家的企业为了使用廉价劳动力以获得竞争优势，纷纷将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中国和东欧。现在这个战略不再奏效。2011年前后，由于全球一些规模最大的企业改变了策略，跨国公司开始重新审视自身的价值链，贸易模式也随之开始发生转变。
这种影响不仅体现在进出口数据上，还体现在一系列追踪一个国家的制造者使用了多少外国进口的原材料和中间产品的复杂计算中。2011年经合组织的数据显示，韩国出口商品（比如现代的汽车和大宇的油轮）价值中有42％来自进口的原材料和零部件；6年后，这一数据只有30％。在中国，2011年出口制成品的价值中23％来自进口产品，但5年后只有17％。美国、英国、德国、意大利、日本和瑞典的数据体现了相同的趋势。印尼和马来西亚的情况同样如此。对此，只有两种可能的解释：一是在这些国家，大量使用外国原材料和中间产品的商品不再用于出口，而是在国内销售；二是制造商们决定在工厂所在国而非国外采购原材料和中间产品。无论原因是哪个，制造业的全球化程度确实在下降。
从经济角度看，这未必是好事。相关研究认为，广泛参与全球价值链可以使各国获得最先进的外国知识，有助于提高自身的生产力。另一方面，如果一个国家试图将价值链的各个环节都集中在本国，这很可能事倍功半，因为它们本可以在效率更高的国家完成。在努力寻求外国制造商投资的马来西亚，2017年，该国的中央银行反对该国允许过多的技术水平低下的移民在工厂工作，因为这将降低制造商投资先进技术的动力。马来西亚央行警告道：“对低工资、低成本生产方式的依赖无法长期持续，马来西亚很可能因此丧失竞争优势。”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出口国，中国政府积极鼓励制造商在国内建立研究中心和高科技工厂，并公布了一项名为《中国制造2025》的十年计划，呼吁在电动汽车、合成材料、机器人科技和其他尖端产业方面实现自给自足。不过有充分的证据表明，排挤外国公司或拒绝外国产品的输入，可能会阻碍而不是推动一国的发展。[8]
2016年，英国选民支持脱欧，唐纳德·特朗普以微弱优势当选美国总统，反全球化引起人们关注。但早在这一年之前，反全球化的趋势已经成为必然。与其他民族主义领导人一样，特朗普在很多方面对全球化持怀疑态度。他对世界贸易组织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同样不满，后者是一个拥有29个成员国的军事同盟（2020年3月27日，北马其顿正式加入北约，北约现在共有30个成员国）。他限制移民，鼓励欧盟解体，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rans-PacificPartnershipAgreement，这是12个环太平洋国家在2015年达成的贸易协定）。其他11个国家继续推进该协议，美国因此更难进入这些国家的市场。
特朗普在2017年刚刚上任时就对多种外国商品征收关税，并承诺未来将对更多商品征税。此外，他还威胁要废除北美自由贸易区，更加严格地审查外国人对美国的投资。其他国家以相同的方式做出了回应。它们增加了美国出口产品的关税，并限制国外投资。当时美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中国，严格限制从美国进口猪肉、大豆等数百种商品。美国声称，由中国两家企业制造的通信设备使中国能够暗中监视其他国家。中国做出反击，以价格垄断为由对一家美国汽车制造商开出罚单。中国政府显然有意将重要价值链集中在中国境内，这给堪培拉、柏林等地敲响了警钟，其他国家也卷进了日趋激烈的中美冲突中。美国指责中国操纵汇率，以压低其出口产品在美国的价格并抵消美国较高关税带来的影响，这使形势更加紧张。随着世界两大经济强国之间的贸易战持续升温，企业争先恐后地将它们的部分价值链移出中国。
特朗普政府乐于见到这样的结果。特朗普喜欢用美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的贸易顺差或逆差情况来衡量国际经济成功与否。而他忽略了两个事实：一是在电子产品方面，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主要来自其他国家生产的中间产品；二是很大一部分利润流入了美国企业的股东的口袋里。“长期来看，只保留那些将外国生产的零部件组装成‘美国’产品的大型工厂，对美国经济没有任何好处，”特朗普的一名顾问在2017年年初声称，“我们需要的是一个能够生产这些零部件的强有力的国内供应链，这将促进就业和刺激工资增长。”[9]
与中国的政策一样，美国试图控制供应链更多环节的举措没能刺激国内制造业的发展。这两个国家都没有太多渴望在工厂工作的失业人口。据世界银行统计，中国的劳动力规模在2017年达到顶峰。而在美国，除去大量涌入的拉美裔非法移民，劳动力几乎没有增长。两国的生活水平和教育水平提高了，人们对就业有了更高的期望，对工厂工作的兴趣随之下降。
民族主义政策非但没有刺激国内制造业发展，反而加强了另一种趋势——在很多产业中，全球化正让位于区域化。一步接着一步，一笔投资接着一笔投资，世界经济围绕着三个中心进行了重组。德国成为从俄罗斯到爱尔兰的数十个国家构成的贸易网络的中心，欧洲其他国家的制造商使用的多是从德国进口的元件。亚洲和太平洋国家逐渐脱离美国，向中国靠拢，后者从这些国家进口了大量产品，这使它们之间的贸易达到了平衡。日本在20世纪90年代之前一直是亚洲的工业强国，但早已无法承担推动亚洲经济增长的任务。美国强化了与墨西哥和加拿大的联系，这既得益于地理位置，也得益于三个国家之间的自由贸易协定，这一协定使贸易变得更便利，也更便宜。在美国与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贸易关系中，最重要的是服务贸易而非商品贸易。价值链仍然非常重要，但已经不可能扩张到全球各个角落了。[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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