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中国沿海繁荣的工业城市，第三波全球化对全世界造成了严重的社会和经济影响。由于生产被转移到墨西哥、亚洲和东欧，一些国家的工业城镇成了“鬼城”，经济萧条，失业率高企。英国在1990年后的1/4世纪里流失了近半数制造业岗位，日本失去了1/3，美国则是1/4。虽然部分岗位流失是因为自动化，但全球供应链使富裕经济体原本缓慢下滑的工厂就业率陡降。对挪威的一项研究发现，从中国进口商品与制造业岗位的流失有很强的相关性。西班牙自中国的进口额从1999年的40亿美元飙升至2007年的250亿美元，34万个制造业岗位的流失被归咎于中国商品的竞争。美国的制造业在1990年为国内提供了17％的岗位，但到了2010年这个比例仅为9％。根据一项估计，流失岗位中的1/5是因为中国进口商品的不断增加。2004年，美国工厂共生产了2.22亿个汽车轮胎，但到2014年只生产了1.26亿个，因为曾经在俄亥俄州、肯塔基州和得克萨斯州生产轮胎的公司已经改从中国进口。大连和青岛的轮胎制造业蓬勃发展，美国的轮胎产业却崩溃了。[1]
总的来说，第三波全球化改善了全世界人民的生活条件：极端贫困人口迅速减少；各地对生活的预期和受教育水平均有所提高；20亿人用上了电；除了最贫穷的国家，手机已经在各国普及开来。亚洲的进步尤为显著，其与欧洲和北美的人均收入的差距越来越小。从1980年到2016年，欧盟的人均收入增加了66％，美国和加拿大增加了84％，而亚洲则增加了230％，其中最令人震惊的是中国的1237％。不过，平均数并不能反映世界经济的全貌。非洲和拉丁美洲大部分地区未能缩小与其他经济体人均收入差距的鸿沟。1980年，拉丁美洲成年人基于生活成本调整后的人均收入是中国的9倍。此后数十年里，中国积极拥抱全球化，拉丁美洲的大部分地区则没有如此。到了2016年，中国的成年人人均收入几乎与拉丁美洲持平。[2]
此外，平均数无法反映许多国家内部收入不平等的情况在加剧。在第三波全球化的进程中，增加的收入不成比例地流向了少数人，几乎每个国家都是如此。其中部分原因在于，全球性通货膨胀从1982年开始逐渐消退，而金融市场逐渐繁荣起来。股票和债券的价格涨得比工资更快，富人投身金融市场，获取了更多利益。技术改革给众多工人提供了新的就业机会，但同时自动化也使许多人失去了在办公室或工厂车间的常规工作。富裕经济体的经济增速放缓，促使制造商向那些更需要其产品的国家投资，反过来使富裕经济体的失业率进一步上升。被淘汰的制造业工人别无选择，只能从事技术含量和收入更低的工作。[3]
全球化是导致收入差距扩大的重要因素之一。跨国企业的管理者，或凭借特定技能在国际经济中占据优势的人，获得了更加丰厚的报酬，但更多人的议价能力遭到了削弱。随着贸易规模的增加，许多国家能够进口更加便宜的商品，这使国内制造商面临着更大的压力，从而导致制造业工人的工资下降。同时，一些失业工人为了谋生不得不转投其他行业，这些行业的工资水平因此也难有起色。各地工会为工人争取分享企业利润的能力也遭到削弱，因为一旦劳动力成本过高，企业随时可以将业务转移到其他国家。加拿大一个智囊团的研究结论是：“全球化带来的经济收益主要被加拿大最富裕的20％人口拿走了。”[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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