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那么富裕的国家也不能避免全球化带来的痛苦。截至2010年，中国从发展中国家进口的商品中近70%是大宗商品，而其向发展中国家出口的是制成品——几乎是早先的重商主义贸易模式的翻版。不管是巴西圣保罗郊区，还是美国的俄亥俄州或法国的阿尔萨斯地区，从中国进口商品都对当地的工业造成了严重影响。非洲和东南亚的国家本希望利用制造业提振经济，就像曾经的日本、中国香港和韩国一样，却发现它们的领着微薄工资的工人们甚至连生产最简单的产品都缺乏竞争力。相反，它们的贸易伙伴却纷纷在深圳或广东开展业务，订购雨伞、插座、塑料袋等，然后用集装箱将这些商品运回家。中国出口的商品越多，这些国家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所能创造的生产岗位——而非贸易岗位——就越少。[5]
许多国家的工厂不再招工，但其他行业的增长速度不足以提供这么多的就业岗位。人们并不关心经济学家们将此归咎于技术进步还是全球化，不管因为什么，他们的收入确实减少了。年纪较大的工人可以受到工会合同的保护，有可能维持稳定的收入并在60岁退休，但年轻的求职者往往只能选择从事所谓的“微型工作”（mini-job）或签订“零工时合同”（zero-hourscontract），前者是德国从2003年开始施行的一种低工资兼职工作，后者则是英国的创新，是一种没有明确工作时间的雇用合同。富裕经济体的每9份工作中就有1份是临时工——西班牙是1/4。停滞不前的工资收入和没有保障的工作环境，似乎都是全球化的代价。吸引大量外国投资通常被认为是解决就业问题的手段之一，但实际上外国投资并不利于工资增长。根据日本银行的一项研究，严重依赖出口的日本产业为了能吸引外资，不得不严格控制工资。[6]
金融全球化使高收入群体可以通过转移收入和资产的方法来避税，这也加剧了财富不平等。根据2007年的一项估算，全球8％的财富——这笔财富掌握在一小部分人手中——集中在那些几乎无法征税的国家。这些避税港，再加上富人们有能力抓住一些对于没什么存款的家庭来说风险较大的投资机会，都使富人更容易变得更富有。根据一项对欧洲、美国和中国的数据的估算，全球最富裕的1％的人在1985年掌握着全球26％的财富，到了2015年，这个比例增加到33％。这是以中产家庭为代价的——富人财富增加的幅度与中产家庭减少的幅度相近。中产阶级以下的人则不受影响，因为他们拥有的财富本就很少。[7]
那些由富人直接或间接掌控大部分股份的公司也玩起了避税游戏。实际上，与全球化相关的绝大部分重要补贴都采取了利润转移的方式。几乎所有企业都要缴纳收入所得税，但在全球范围内经营的企业可以选择向哪个国家支付税款。它们可以将一家子公司的产品卖给另一家子公司，从而确保利润记在低税率国家。它们也可以从高税率国家借贷，这样它们在计算收入时就可以减掉利息。此外，越来越多的“避税天堂”向外国企业提供极具**力的税收优惠，以吸引企业在当地开设办公室或工厂。截至2018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已经在全球范围内发现了不少于2.1万笔秘密的公司税收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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