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一项估计，仅在2013年，政府——以富裕国家为主——因为这些企业的避税行为损失了1230亿美元的税收。经济学家托马斯·赖特和加布里埃尔·祖克曼指出：“事实证明，利润转移是美国企业减少税收、提高海外业务税后收益的有效途径。”总部设在其他国家的公司也是如此。股东从更高的股价和股息中获利，而后果则要由广大纳税人承担，他们要缴纳更多的税却只能享受更少的政府服务，有时为弥补收入不足还要向政府借贷，而且需要偿还利息。避税使企业在国外投资比在国内投资更有利可图，这既扩大了收入差距，又鼓励公司进口而不是在国内制造产品，这又促使企业构建了一些本来无利可图的国际价值链。[8]
围绕着全球化的争议从未平息过：1992年，以反对《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为中心议题的美国总统竞选人罗斯·佩罗，意外地赢得了19％的选票；1999年，当世界贸易组织在西雅图召开会议时，数万人举行了示威抗议活动；2001年，八国集团首脑会议在热那亚举行期间，警察采取暴力手段应对大批抗议者。考虑到这些，有人认为，人们会欢迎金融危机之后国际贸易和投资的衰退，至少富裕国家应该如此。但事实上，几乎没有人关注这一衰退。金融危机使人们将注意力集中到了收入和财富日益加剧的不平等上，而非全球化上。2011年9月，“占领华尔街”运动在离纽约证券交易所几个街区外的地方上演，但运动参与者更关注企业的贪得无厌和“大金融”，而不是进口和美国工厂工作岗位的流失。[9]
全球化无法回避，但它对工人和家庭造成的影响，取决于各国的社会政策和税收制度，而不是国际贸易与国际金融。一些国家的政府向收入减少的家庭提供额外的社会福利，同时增加对工人教育和培训的投资。相较于那些让工人自生自灭的国家，这些国家的收入分配更加公平。另一些国家如美国，则大幅减少高收入人群的个人所得税，还几乎取消了遗产税，这些措施必然使收入和财富的差距越来越大。俄罗斯也是如此，在20世纪90年代的私有化浪潮中，该国少数有良好社会关系的人接管了大量国有资产。全球化与其说是加剧不平等的罪魁祸首，还不如说是无力或不愿应对全球化经济现实的政府的替罪羊。
全球化经济的现实意味着，贸易政策这一长期被政府用来管理商业流动的主要工具，发挥作用的方式与以往大不相同了。许多已经实施多年的贸易政策，如降低关税、取消进口配额、限制可能妨碍企业以最好的方式组织物流的其他措施（比如政府采购法规），直接且意外地催生了扩张到世界各地的企业价值链。但是，不断发展的价值链使很多传统的贸易政策失去效用，甚至起到反作用，这令那些制定和执行贸易法规的行政人员、外交官和政治家不知所措，也使政府难以对全球化的负面影响做出政治上可行的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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