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历史上看，每个国家的贸易政策都要在短期需求和长期目标之间寻求平衡，前者涉及在面对国外竞争时保障国内就业，后者则主要是刺激经济增长和保护国家安全。大多数国家政府都曾干预贸易，或是为了推动某个特定行业的发展，或是为了使一些本可能在其他国家发生的经济活动在本国进行——重商主义者会无条件支持这种想法。但另一方面，经济学家们几乎一致断言，设置进口壁垒会损害本国消费者的利益。20世纪末，每年用于“拯救”一个工作岗位的经济成本往往高于“被拯救”的工人们的所得，因为消费者不得不购买价格更高的商品。虽然就业保护带来的更多负面影响难以确定，但它们是真实存在的。就业保护延长了僵尸企业的寿命，使资金流向没有任何竞争力可言的产业，消解了农场和工厂做出改革以提高生产效率的压力。因此，保护政策很可能损害了经济长期增长的前景。如果保护政策导致其他国家也设置进口壁垒作为回应，那么制造出口产品的国家就会受到影响，因为消费者会削减开支，当地的出口商只能眼睁睁看着自己的销售额直线下降。[10]
然而，面对工会、实业家和一些地方领导人（尤其是工人和农民面对巨大竞争压力的地方）的贸易保护主义游说，保护政策的成本远高于其带来的收益这一论点一直没有被接受。高关税、进口商品配额，以及其他偏袒某一特定企业或行业的政策一旦出台并落实，要想赢得足够的支持撤回它们就非常困难了。这一困境催生了第一份现代贸易协定。这份协定由英国和法国在1860年签署，双方同意互降关税。美国在1934年也做过类似的尝试。国会为降低美国极高的关税，同意签署互惠贸易协定。这类协定通常是为满足某些具有极大政治影响力的行业的需要而量身定做的。美国的第一项互惠贸易协定是1934年与古巴签署的。根据协定，古巴降低了餐具和灯泡的关税，以满足美国出口商的需求。作为回报，美国降低了古巴地板砖、糖和黄瓜等的关税。尽管美国的官方关税率仍然很高，但到了1940年，占美国贸易额60%以上的21个国家都与美国达成了这样的特殊协议。[11]
达成双边协议的谈判非常艰难，而且两国牺牲了一部分国际贸易本来被认为能够创造的经济收益。例如，如果美国从古巴而不是葡萄牙进口地砖，仅仅是因为古巴人同意给出一个较低的税率，那么这份协议对提高生产效率不会起任何作用。这也是双边协议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不再受欢迎的原因之一，它们被《关贸总协定》和欧洲经济共同体内部的多边协议取而代之。不过，多边协议同样有自身的局限性。截至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时，该组织已有140多个成员。让各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在同一张会议桌开会被证明是一项艰巨的挑战，而要让他们达成一项新的国际贸易协议更是不可能实现的任务，特别是当代表们总想要增加本国出口，而又严格控制具有政治敏锐性的产品进口时。由于更大的贸易协定无法达成，区域性协议流行起来，比如2014年智利、哥伦比亚、墨西哥和秘鲁之间为深化经济关系而签署的协议，以及2016年欧盟与非洲南部6个国家签署的自由货物贸易协定。
第三波全球化改变了贸易谈判中的政治盘算。参与全球价值链的出口商往往也是进口商。它们将原材料或部分成品带回国内，经过加工后再将产品运到国外。举个简单的例子。1千克的铁矿石可能要跨越好几次国境，因为它们要被熔化、铸造成钢坯，轧制成钢丝，再被锻造成螺栓，加工出螺纹，硬化后安装在机架上，成为针织机的一部分。为救助钢铁厂而实施的进口配额会提高钢丝的价格，并进而提高价值链上每个环节的产品的价格。如果制造螺栓的国家按上涨后的价格对钢丝征税，那么各产品的价格会进一步上涨。最后的结果可能是针织机丧失了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不仅政策原本要救助的钢铁厂会受到损害，其他参与针织机制造的国内工厂也不能幸免。
第三波全球化期间，技术革新使服务在制成品价值中所占的份额稳步提升，情况因此变得更复杂了。得益于互联网，许多服务很容易就能在网上交易，这使一些本来旨在保护国内制造业的国家贸易政策最终损害了国内的服务业。例如，如果一辆在美国销售的日本皮卡车的部分价值是由加利福尼亚的工程师、设计师和计算机专家创造的，那么美国对这些皮卡车征收的关税虽然可能保护一些美国工人的就业机会，但同时会威胁到其他参与制造这辆汽车的美国劳动者。如果关税基于进口价格，那么美国实际上相当于对为汽车成品贡献劳动成果的美国劳动者征税。一般而言，贸易限制对服务部门的影响几乎未引起关注，但这些影响往往是巨大的。根据一项估计，2009年征收的关税中有30％是对制成品中的服务价值征收的。而一项关于欧洲制鞋业的研究表明，中国制造的鞋卖给欧洲消费者的价值中有一半以上来自欧洲提供的服务，这说明对中国制造的鞋的潜在贸易限制将损害欧洲设计师、生产工程师、运输线员工和欧洲管理人员的利益，这些损失可能超过了贸易限制给欧洲鞋厂工人带来的收益。[12]
无论罪魁祸首是不是贸易政策，认为全球化正在破坏稳定且高薪的就业、损害社会保障体系的想法却在不断发酵。这种想法源于政治左派。他们反对全球化，因为他们认为全球化使富裕国家的跨国公司获利，而贫穷国家的穷人无法从中受益。但在金融危机之后，政治右派更充分地接受了这种想法，并要求国家加强对移民、金融和贸易的控制。极右翼的压力导致英国在2016年举行了脱欧公投，英国人在“让我们夺回控制权”的口号下团结起来，支持英国脱离欧盟。在那之后不久的一次民意调查发现，英国的成年人，尤其是年龄在45岁以上的人，坚定地认为全球化与更严重的不平等、更低的工资之间存在极强的关联性。当叙利亚的内战和非洲的贫穷导致的难民涌入欧洲时，2017年竞选法国总统的玛丽娜·勒庞预见了“一条全新的分界线，对立的双方不再是左派和右派，而是爱国者和全球主义者”。虽然勒庞竞选失败，但英国首相特雷莎·梅等主流政客听到了她的声音。正如特蕾莎·梅在2017年1月的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所说：“谈论全球化的进一步发展，会让人们感到恐惧。”[13]
哦豁，小伙伴们如果觉得倾城文选不错，记得收藏网址 或推荐给朋友哦~拜托啦 (>.<)
传送门：
全球化简史
全球化简史简介
全球化简史 豆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