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到经济大衰退结束时，欧洲、日本、美国和加拿大的制造业外流势头逐渐减弱，自由贸易协议的效果也逐渐弱化。1994年1月，《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允许墨西哥商品自由进入美国市场，从那时起到2008年10月，美国从墨西哥的进口增长了4.5倍。但此后10年间的增长还不到1倍。与此类似，从2002年——这一年12个国家决定以欧元为本国货币——到2008年，欧盟内部的贸易额每年约增长6%，但2008年之后的年增长率仅为2%，而且大部分工厂的生产已经被转移到中国、印度、墨西哥或其他发展中国家，这能为制造商节省更多的生产成本。留在高收入国家的制造业以高端制造业为主，它们的自动化程度较高，有大量技术机密，对政府采购的规定敏感，无法转移到那些法律体系薄弱、难以保护专利和其他知识产权的国家。大量制造业工作转移到低收入国家，这一度有力地推动了贸易，但全球化的这个阶段已告终结。[5]
价值链在过去20年间实现了全球化，如今却受到疲软的贸易增长拖累。衡量价值链重要性的一个标准是，一个国家的出口总值中有多少是在另一个国家生产的。就整个世界而言，这一比例在20世纪90年代初（首次计算）到2008年间几乎增加了2倍。2008年，通过价值链生产的商品的贸易额占世界经济总产出的近1/5，远超完全在一个国家生产的商品的贸易额。但到了2009年，出口商品中的国外附加值占比陡降，虽然次年有所回升，但此后一直缓慢下降。这是多年来制造商第一次减少对国外进口产品的依赖，商品的价值更多地在国内被创造。[6]
世界各国政府的政策都在推动增加国内附加值，其中当数中国的势头最劲。早在几十万中国工人用进口零部件组装3G版苹果手机之前，中国的经济学家就对国内附加值在快速增长的出口额中占比极低的现象忧心忡忡。当21世纪初中国正在协商加入WTO时，进口零部件和原材料的价值就已经占其出口制成品总值的一半。除却劳动力，中国几乎没有创造附加值。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日本，91%的出口价值是在日本国内创造的。在高科技领域，中国创造的价值更少。中国在2000年出口了590亿美元的电子和光学产品，其中只有160亿美元是由中国工人和供应商创造的，其余价值来自其他国家，主要是日本、美国、韩国等。中国的对外贸易以来料加工贸易为主，即制造商输入外国制造的产品，利用廉价劳动力加以组装或包装，再将成品出口。虽然中国制造的商品充斥着外国市场，但它们都贴着外国品牌的商标。更高薪的工作和大部分利润都在海外。
为了增加贸易附加值，政府采取了“胡萝卜加大棒”的政策。快速发展的中国市场好比一根非常诱人的胡萝卜，但外国企业为了在这个市场中销售产品，必须将更尖端的制造业转移到中国，或者与中国的合作伙伴共享技术。经过十几年的发展，中国制造业出口总值中近2/3的份额来自国内。随着中国开始出口海尔冰箱和联想电脑而非白牌的零部件，来料加工贸易的规模从2008年左右开始大幅减少。这激怒了其他国家，因为低收入的装配工作已经转移到亚洲，这些国家担心飞机和电动汽车的生产也会步其后尘。2018年苹果公司推出第十代苹果手机（iPhoneX）时，中国的附加值占售价的10.4%——9年前的3G版苹果手机中仅占1.3%。中国的零部件出口额则从2007年占经济总产出的1/3以上降到2019年的仅仅1/6，这表明价值链中的更多环节被转移到中国，需要跨境进出中国的零部件越来越少。[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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