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经济规模如此之大，它促使外国公司在中国境内增加产品附加值的做法在世界范围内掀起了轩然大波。在认定新能源汽车值得政府资助并将该产业列为“战略性新兴产业”后，中国中央和省级政府在2009年至2017年间给电动车的补贴约为590亿美元，相当于中国同一时期电动车销售额的42%。汽车制造商获得了一部分补贴，还有一部分则通过免除电动车的车辆购置税等方式使消费者受益。除了补贴和税收减免，中国政府还对进口汽车设置了25%的关税，以此来吸引外国公司在中国国内生产电动车，但它们必须与中国的合作伙伴分享技术。虽然欧洲国家、美国、日本和韩国也为电动车提供补贴，但力度远不及中国。[8]
类似的福利**和严控政策也被用于其他行业。这些政策不仅使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出口国，还让它能够出口与美国、欧盟和日本同类型的产品。中国的经济政策卓有成效地帮助中国建立了现代经济体系。在中国投身全球化的1991年至2013年间，其经济以每年至少7.5％的幅度增长。到2013年，中国的经济产出达到1991年的6倍。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补贴的副作用日益显现。在补贴下迅速发展的中国工业造成全球许多产品产能过剩，利润随之减少。为了让工厂生存下去并避免工人失业，中国政府不得不继续提供补贴。虽然金额难以核实，但应该相当可观。有人估算，2017年中国为国内企业提供了4300亿元人民币的补贴。另一项研究发现，2018年上市公司的财务报告显示其获得的补贴金额高达1540亿元，考虑到还有许多公司并未上市，所以总的补贴金额仍然未知。许多补贴的受益者，比如汽车制造商，要在中国或海外市场上与外国企业竞争，这些补贴无疑为其带来了优势。[9]
虽然其他国家批评中国的补贴严重影响了21世纪头10年的贸易流动，但它们也要受到同样的指责。经济学家一直有一个共识，即国际贸易模式反映了各国的比较优势。他们认为，每个国家都会出口自身生产效率最高的商品和服务，其他的会依赖进口。然而，只有当贸易模式完全由市场力量决定时，这样的贸易模式才有可能实现。在一个商品和服务流动成本低、限制少的世界里，相较于比较优势，补贴更能决定什么商品在哪里生产，以及谁能从中获利。在第三波和第四波全球化进程中，由于货运和通信成本极低，补贴对国际经济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影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研究发现，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向制造商提供了一定的免税期、临时的低息贷款或其他激励措施，期待它们为本国提供新的就业岗位。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激励措施确实能够吸引外国公司。例如，新的出口政策促使外国汽车制造商将南非视为出口大本营，南非的汽车出口额从开始实行税收激励政策的1996年的5亿美元增加到10年后的近25亿美元。[10]
富裕经济体同样如此。2017年，丹麦做出惊人举动，为促进企业减少使用化石燃料而将其国民总收入的1.5%用作工业补贴。同年，整个欧盟的工业补贴总额——不包括对铁路和农业的补贴——达到了1160亿欧元。从2005年到2015年，加拿大几个大省的企业每年可以获得人均700至1200加元的补贴。加拿大主要是通过税收减免来降低农民或制造商的成本，使其能够更好地应对国际竞争。美国的州政府和地方政府每年投入约700亿美元来资助那些承诺保障就业的企业。2012年，亚拉巴马州为空中客车公司提供了1.58亿美元，吸引它在亚拉巴马州的莫比尔开设工厂。而在3年前，南卡罗来纳州已经向空中客车公司的美国对手波音公司提供了9亿美元，以说服其在查尔斯顿附近组装喷气式飞机——刚好赶在华盛顿州用87亿美元吸引波音公司在西雅图附近生产波音777客机之前。德国的汽车制造商，如大众、戴姆勒和宝马等，都获得了大笔激励，纷纷在美国东南部开设装配厂，并从那里出口汽车，而这些汽车曾经在欧洲或墨西哥生产。中国台湾的制造商富士康也可能在这股疯狂的补贴潮中受益。威斯康星州许诺为其提供高达40多亿美元的补贴，以换取其在该州投资设立一个规模庞大的液晶显示器生产厂。这项生产计划被认为是富士康将它的电子产品生产业务从中国转移到美国的前奏。但这个计划流产了，部分原因在于美国人或许不会乐意在富士康工厂从事枯燥的流水线工作。[11]
对于制造商来说，现金补贴并不是其决定在哪里开设工厂的唯一原因。印度要求太阳能电池及模组必须在国内生产。印度尼西亚要求智能手机中必须有本地成分。俄罗斯要求国有企业购买国内商品和服务，除非它们的成本远高于进口品。在美国，虽然政府不应该在企业中“挑选赢家和输家”已经成为某种信条，但受联邦政府资助的中转车必须在国内组装（不过很多零部件是进口的），一家餐具制造商在2019年说服国会，军队餐厅应该只购买美国制造的叉子和勺子。国际贸易组织发现，技术壁垒的数量激增，例如，精心制定的产品标准明显对进口商不利。这样的标准在2007年有27项，短短9年后就增加到了449项。
这些**和规定极大地影响了企业的决定，包括在哪里投资、如何组织全球价值链等。2006年，欧洲央行调查了44家总部位于欧洲的跨国公司，发现工业企业越来越倾向于在产地销售成品，这一趋势必然会弱化进出口的重要性。欧洲央行报告称：“在当地市场采购并生产，正在取代更早的贸易流动模式。”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世界贸易增速一直快于世界经济增速，但这一长期趋势现已告终。[12]
贸易增长疲软并非全球化脱离正轨的唯一信号。曾经雄心勃勃地闯进国外市场的投资者现在已经撤回资金。全球对外直接投资在2008年达到顶峰，到了2018年，其规模甚至低于18年前的水平。跨国并购的数量也直线下降，金融业的降幅尤其显著。银行失去了在世界各地设立分行的热情，越来越严苛的法规使其更难获得利润。跨境贷款在2008年年初之后出现收缩，此后一直处于低迷状态。国际债券市场不再增长。国际零售商在付出高昂代价后才意识到，针对一个国家的销售策略对另一个国家很可能不起作用，于是它们开始撤出海外市场。从各方面来看，全球化似乎已经过了黄金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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