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20世纪50年代，对钢铁、化工等资本密集型产业的补贴就已是争端的焦点。由于历史原因，全球大部分产能集中在一些发展单一产业的城镇，如俄亥俄州的扬斯敦和德国西南部的路德维希港，许多龙头企业几十年前就已经在这些地方开设工厂。这些地区的高工资对成本的影响不大，因为劳动力只占生产成本的一小部分，而既有工厂的规模效应带来的成本优势使其他国家的新工厂难以立足。当亚洲和拉丁美洲的国家决定建立自己的钢铁和化工产业时，它们只能通过补贴工厂并限制进口以保护国内生产者的手段才有可能获得成功。
但正如我们在第四章看到的，这种进口替代策略经常不起作用。印度和阿根廷等国的大部分新工厂耗资不菲但没什么价值。它们生产一些本可以用更低价格进口的东西，对推动经济增长和解决贫困问题毫无贡献。然而，日本的进口替代战略十分成功。在限制进口和补贴等强有力的政策扶持下，日本的制造业从制衣、焊接电路板等劳动密集型产业起步，发展到有能力大规模生产机械、汽车、化工产品和金属制品。日本的独到之处在于日本政府在排斥国外竞争者的同时，也迫使国内企业展开激烈的竞争并将产品出口海外。没有竞争力的公司只能面对失败，而胜利者具备了与海外一流企业一争高下的生产力。[4]
日本的进口额在此前20年一直高于出口额，但到了1965年，日本开始出现贸易顺差。这种现象持续了46年，其间只出现过短暂的中断。物美价廉的达特桑牌汽车和丰田汽车出现在美国街头，日本的钢铁制品也进军加利福尼亚州。在加利福尼亚，跨太平洋运输钢卷的费用比从匹兹堡和芝加哥通过铁路运输的费用更低。1968年集装箱船的运输业务开通后，运输成本进一步降低，运输过程中的货物损失减少，美国和加拿大电器商店的货架上摆满了日本制造的电视机、音响和微波炉。到了1970年，日本已经成为一个高度工业化和经济极度繁荣的国家，工厂生产带来的收入占其国民总收入的45%。与此同时，各种官方或非官方的贸易壁垒使国外产品在日本寸步难行。1966年，日本共组装了约250万辆汽车，而进口汽车只有15244辆。
1968年，在钢铁行业的强烈抗议下，美国国务院要求日本和欧洲“自愿”限制它们各自的钢铁出口。几个月后，美国的彩色电视机制造商声称日本的电视机正在破坏它们的产业，而总统候选人理查德·尼克松已经承诺要限制从日本进口纺织品。1969年1月，尼克松上台。不久后，他告诉记者自己“更希望在自愿的基础上处理这个问题”。由于日本在出口市场和军事防御方面均依赖美国，日本政府明白了这一暗示。强势的日本通商产业省（简称“通产省”，现在的日本经济产业省）限制了纺织品的出口，并向日本企业发布了新的指导意见。1972年，通产省宣布：“‘我们必须扩大一切产品的出口’这一观念已不再适用……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该政策易于引起其他国家的不满。”[5]
1973年10月爆发的石油危机，将出口补贴变成了商业战争的利器。中东石油出口国减产，石油价格因此飙升，并导致世界其他地区出现经济衰退。日本面临着比其他国家更严重的危机，因为它自身完全不生产石油。为了筹集进口石油所需的美元，东京政府急于扩大出口。但日本无法再制造低价的商品：其3/4的能源来自如今价格高昂的石油，而以美元计算的工人平均工资在1971年到1973年间上升了38%。通产省决定，为了日本的繁荣，依赖廉价能源或廉价劳动力的产业应该让位于“知识产业”。通产省希望日本不再通过出口玩具、服装和晶体管收音机，而是通过销售汽车、先进电子产品和精密机械来实现财富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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