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年，即1979年，美国第三大汽车制造商克莱斯勒公司濒临破产，这也预示了美国即将面临大规模失业潮。美国国会为维持克莱斯勒公司的生存，同意为其高达15亿美元的贷款提供担保。其他汽车公司同样处于破产边缘，1980年成为美国汽车产业历史上最糟糕的年份之一。尽管销量下滑的罪魁祸首是高利率和车型问题（小型车很少），但政治家和工会领袖对日本大加指摘。通常被认为支持自由贸易的罗纳德·里根，在竞选总统期间对底特律克莱斯勒工厂的工人说，美国政府“应该使日本人相信，为了他们自己的最大利益，他们应控制住涌入美国的汽车洪流，而我们的产业将重新立足”。1981年，日本“自愿”限制对美国的汽车出口，同时更加严格控制对西欧和加拿大的汽车出口。截至1983年，日本已经同意限制多种产品对欧洲的出口，包括录像机、石英表、车床、叉车等，每次的限制都是“自愿的”。[11]
结果与预想的不同。一项项新的“自愿出口限制”不仅没有缩小，反而扩大了日本的贸易顺差，因为日本制造商能出口的汽车和电视机数量有限，于是它们以更高的价格出口更尖端的产品。增加的利润使日本企业有足够的资金在北美和西欧设立工厂，这使当时的人觉得日本式资本主义正在征服世界。不过后来人们才发现，日本虽然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却将低效的服务业抛诸脑后。例如，在日本银行兑换货币需要几名银行职员签字，而在繁华的东京银座的百货商店里，年轻女性被雇来穿着和服向前来的顾客一一鞠躬。总的来说，1980年日本的服务业生产率甚至低于1970年。僵化的服务业后来被认为拖了日本经济增长的后腿，不过在20世纪80年代日本制造业的繁荣期，服务业的停滞不前并未引起重视。[12]
在世界经济停步不前时，日本并不是唯一使贸易伙伴感到不安的国家。韩国对日本经验的借鉴超过其他任何一个国家。虽然韩国的人口很少，但它效仿日本，通过补贴成功重塑了自身的国际贸易模式。
韩国经济直到20世纪60年代还是处于停滞状态。从1910年到1945年，朝鲜半岛一直被日本占领，被当作大米和钨的产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朝鲜半岛被划分为南北两个部分，分别受美国和苏联的影响。1950年至1953年的战争使半岛的大部分基础设施和工业毁于一旦，超过100万人死于战争之中。战争刚刚结束，南方政府就决心快速实现工业化，第一步是发展制衣业和制鞋业，但其经济政策是内向型的，对进口商品设置了极高的贸易壁垒，而出口在1963年以前微乎其微。
1965年，韩国总统朴正熙公布了新的方针。他告诉全国民众：“我们也能在与其他国家的国际出口竞争中取得胜利。”政府将韩国货币韩元贬值，使韩国产品在海外的价格变得更低，又提供大量资金鼓励出口，还对用于制造出口商品的进口商品免税。政府为特定商品的出口设定了年度目标，并让韩国的中央银行韩国银行为企业提供低息信贷以助其达成目标。此外，为了刺激出口商之间的竞争，政府还规定前一年达到出口目标的企业可以以更优惠的利率获得贷款。韩国的经济专家坚信，规模十分重要。因此，他们鼓励一些多元产业集团（即韩国财阀）扩大自身规模，使其能够在全球范围内与欧洲、日本和北美的跨国企业竞争。政府的政策制定者们利用进口关税和国有控股银行的贷款，引导财阀将资金投入特定行业，如汽车和电子制造业。美国经济学家爱丽丝·安士敦写道：“从20世纪60年代到20世纪70年代的这十几年里，产业多元化的每一次重要转变都是由国家主导的。”[13]
与许多贫穷国家不同，韩国在教育上投入了大量资金，这就使其拥有一批受过教育的高素质劳动力。这是一个巨大的优势，尤其在世界经济衰退，受政府资助的韩国企业转而寻找新的出口产品时。1962年，在实行出口导向战略之前，食品和原材料占韩国出口的4/5，海藻是主要的出口产品。到1980年，韩国的制造业规模是1962年的15倍，以制成品为主的对外贸易占韩国经济产出的2/3以上，远高于欧洲、北美和日本的对外贸易份额。但这并不受外国欢迎。20世纪80年代初，向高收入国家出口的韩国商品中，近半受到旨在应对不平等贸易的出口限制。这一时期，全球经济增长放缓，韩国经济进入了短暂的停滞期。在那之后，韩国政府试图使韩国的出口导向型经济进入另一条不同的轨道，即重视创新和先进技术。日本公司的投资曾经不受欢迎，但如今帮助韩国生产了汽车、彩色电视机和药物。[14]
这种由国家主导的经济政策彻底改变了这个曾经以内向型经济为主的国家。1986年，韩国持续了数十年的贸易逆差首次转变为顺差。到了1988年，韩国已经成为世界第十大贸易国，扣除通货膨胀因素后的人均收入是1960年的8倍。1980年，韩国仅有54个企业研发中心，但10年后企业研发中心的数量已经增加到996个。这是因为企业响应政府号召，雇用工程师并停止依赖廉价劳动力。补贴、贸易壁垒和人为制造的货币贬值并没有消失，但此时人们更多地指责韩国通过不公平的手段窃取高科技产品的市场份额。半导体产业是韩国的成功案例之一。一直以来，美国在半导体产业中一家独大。但到了1990年，韩国已经成为美国市场上第二大计算机内存芯片供应商。1993年，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裁定，一些韩国企业出售低于公允价格的内存芯片的行为损害了美国生产商的利益，但同时它也不得不承认，客户发现韩国芯片比美国芯片更可靠，而且读取速度更快。[15]
韩国向高附加值产业进军是经过精心规划的。政府在1992年公布名为“机械、材料和零部件本土化计划”的五年计划后，帮助韩国企业减少了4000种产品的进口，包括汽车零部件、机械、半导体和计算机部件。在此之前，韩国的这些产品大多要靠日本提供，但现在政府拨款让工厂在国内生产这些产品。补贴再次对贸易模式产生了重大影响。韩国的这些重点发展行业的贸易顺差从1997年的30亿美元飙升至2014年的1080亿美元。同时，韩国首次成为大规模的中间产品出口国，它的大部分中间产品通过国际供应链被输送到中国的工厂。相比于其他国家的同类产品，中国更依赖于韩国的半导体和光学元件。[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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