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硅谷的一处商务花园里，一个工程师团队设计了一款智能手机。而欧洲和亚洲研发中心的同事们，则通过电脑以及即时通信软件和视频软件与他们一同工作。完成设计后，研究人员的美国雇主用一笔象征性费用将设计的所有权转让给设在爱尔兰的子公司。爱尔兰子公司将制造外包给一家在中国大陆设厂的台湾制造商，后者分别从日本、韩国、德国和美国订购显示屏、芯片、摄像头和耳机。随后，中国大陆的工厂按照指示将零件组装起来，并将成品运回设计该产品的硅谷公司。最后，这款手机以该公司的品牌在多个国家销售。
现在让我们思考一个问题：该手机的产地应如何标示？
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产地是哪里这个问题还是很容易回答的。大多数制成品都是由一家公司的员工设计并在同一家公司的工厂中生产，部件主要由公司内部或附近的工厂制造。虽然硅谷的高科技制造商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将焊接电路板和组装电脑等技术含量较低的工作外包，但这些工作几乎都移交给了附近的小公司。即使希捷公司知道在低工资水平国家制造电脑硬盘的成本会更低，但它还是选择让其在新加坡开设的工厂来完成这些工作。客户在购买尼康、柯达或徕卡相机时，同样会选择几乎完全由日本、美国或德国设计并制造的产品。商品的产销地一目了然，从德国工厂运往法国经销商的徕卡相机会被登记为法国进口、德国出口商品。
产地变得难以界定，是第三波全球化的一个显著特征。在两个较早的时期——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40多年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40多年里，国家间的贸易壁垒逐渐瓦解，发展贸易和促进投资被视为国家的工作。每年的商品贸易是顺差还是逆差，一国公民在其他国家拥有多少资产，都成了评判一个国家在经济上成功与否的标准。企业被视为像公民一样的个体，如果一家企业发展得好，那么人们普遍认为它的国家也会受益。
从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开始，国际经济关系呈现出十分不同的特点。制造商和零售商使供应链进一步扩张。得益于集装箱船和空运的发展，智能手机设计公司可以在能够提供最优惠价格或最高品质的地区生产天线、全球卫星定位系统（GPS）接收器和塑料外壳，然后以极低的成本将这些部件运到组装工厂。部件每跨越一次国界，就需要做一次货物进出口登记。当组装工厂将成品运往国外时，又需要再做一次登记。因此从表面上看，通信设备的贸易量迅速增长。另一个不合理的地方是，非物质性的投入同样占了手机价值中的很大一部分，比如整部手机的设计、手机内部每个半导体的设计，以及使手机能够发送信息和拍照的各种软件的开发等。虽然智能手机被归入货物贸易的范畴，但它的很大一部分价值与货物贸易无关。实际上，制造智能手机过程中的一系列交易，与其说构成了一条供应链，倒不如说形成了一条价值链。
供应链和价值链的区别不仅仅是名字。供应链主要涉及两种商业关系：一是投资，企业会建立或购买资产，如工厂、种植园或整个公司，以掌握关键产品的供应；二是贸易，公司会在国际或国内的市场交易中，购入其他公司的商品或服务。一家公司的国际贸易与它在其他国家的投资有直接关系。一家美国服装公司可能会将棉布出口到其在中美洲开设的缝纫厂，然后将成品服装运回美国销售。20世纪40年代到80年代的第二波全球化期间，跨国公司会在自己想要投资的国家自主经营工厂、矿山或发电厂。它们可能从当地供应商那里购买了部分物资，但生产技术和主要的供应都来自其在国内的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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