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嘉图及其后几代经济学家都认为，一国应出口它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进口其他产品。但随着价值链的扩张，全球化企业甚至能在一些本没有明显优势的地方创造出比较优势。例如，英特尔公司在1996年宣布，它将在哥斯达黎加组装和测试微处理器。英特尔之所以做出这个决定，主要是由于哥斯达黎加有对其有利的税法，有不利于工会的“亲商环境”，而且英特尔希望能在不同国家设立工厂。就自身条件而言，这个中美洲国家并不比其他国家更适合制造半导体。英特尔的出口额很快就占到哥斯达黎加总出口额的1/5，而且还帮助该国培养起了一批技术精湛的劳动力。2014年，当英特尔将微处理器组装业务转移到亚洲时，哥斯达黎加的工厂被改为英特尔的工程和设计中心，大量哥斯达黎加工程师任职其中。实际上，英特尔在微处理器组装厂的大量投资，已经使这个国家在电子制造业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比较优势。[5]
企业价值链上某个国家的出口额，并不能说明该国的经济状况，因为出口产品的设计和零部件并非完全出自该国。具有重要经济意义的数字不是出口额，而是附加值。附加值是一个很简单的概念：如果一家公司以8美元的价格购买原材料和中间产品，以11美元的价格售出，那么附加值就是3美元，它会体现在利润、雇员薪酬和税款中。但在全球化经济中，附加值难以计算。人们只知道企业创造了价值，但不知道价值是在哪里创造的，也不知道创造的价值对工人和特定群体有怎样的影响。
本章开头讨论的那款智能手机是苹果公司的3G版苹果手机（iPhone3G）。2009年，这款手机的制造成本估计为178.96美元。其中只有6.5美元，即总成本的3.6%流入组装该产品的中国工厂，其余的172.46美元主要流向日本、德国、韩国和美国的多家为手机提供零部件的公司。遗憾的是，追溯价值源头的尝试只能到此为止，因为根据已公开信息，我们无法知道生产摄像头模块的德国公司或者生产触摸屏的日本公司是否使用了外国供应商的产品。[6]
但是，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并不能如实反映这款苹果手机复杂的供应关系。2009年，中国向美国出口了价值约20亿美元的苹果手机，而苹果公司没有从美国直接向中国出口任何商品，其他美国制造商卖给中国苹果手机组装厂的零部件只有1亿美元左右。因此，这款手机的交易，无论在中国还是美国公布的官方统计数据中，都会显示为中国对美国有19亿美元的贸易顺差，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如果按每部手机在中国产生的附加值为6.5美元计算，那么2009年所有从中国运往美国的苹果手机的总附加值约为7300万美元，低于从美国运往中国的零部件的价值。日本创造的苹果手机的价值将近中国的10倍，但只要这些手机是从中国运到美国的，它们就不会对日美贸易数据产生任何影响。[7]
这还不是全部。2009年，这款苹果手机在美国的零售价为500美元。包括半导体、摄像头、天线在内的硬件，加上组装和运行手机所需的软件的总成本，仅占销售价格的1/3。另外的2/3（每部手机321美元）归苹果公司这个没有工厂的制造商所有。苹果公司需要支付广告费用和开发这款手机的工程师和设计师的工资，包括苹果直营店在内的零售商会分走一部分，还有一小部分是从中国到美国的运输费用。剩下的是苹果公司的利润（每部手机约为95美元）。这笔利润一部分用于补偿公司的设计和品牌的价值，一部分用于给股东分红。总的来说，苹果手机500美元的售价与制造成本的关系不大，而与用于设计、包装和营销的知识产权的价值的关系很大。[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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