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面简单的计算显示了全球价值链如何使现在的进出口统计方法变得不再适用。关于苹果手机的双边商品贸易差额的计算毫无意义。虽然名义上是中国出口，但2009年美国人买到的3G版苹果手机中，日本和德国创造的价值远大于中国。计算苹果手机的服务贸易差额同样是没有意义的。苹果公司的设计团队很可能还有其他国家的工程师，他们通过互联网为苹果公司的加利福尼亚研究中心提供服务。但如果他们都是苹果公司的员工，他们和苹果公司之间的跨国交易可能就不会被计算在官方的贸易数据中了。苹果公司没有理由在意苹果手机的总开发成本中究竟有多少是由印度或爱尔兰工程师贡献的，政府的数据统计者很可能永远无法知晓。
还有一个事实值得我们注意。苹果手机在美国越来越受欢迎，美国的贸易逆差因此逐渐增加，但销售所得大部分归苹果公司所有。虽然苹果公司的贸易活动没有为美国增加出口额，也没有为美国电子厂的工人提供工作岗位，但它为工程、市场、财务和销售人员创造了就业机会，这些人的工作看起来与国际贸易没有任何关系，其中许多人并非受雇于苹果公司。据苹果公司的计算，这些人在2009年的附加值与任何国家的经济都无关。
2004年，托马斯·弗里德曼出版了关于全球化的畅销书《世界是平的》。从某些角度来说，20世纪初的世界确实变得越来越“平”了。由于有了互联网，让马尼拉和孟买呼叫中心的工作人员处理曼彻斯特和孟菲斯的银行客户的电话，可以提高银行的成本效益。如果一个人想出了一个好点子，得到了一个诱人的工作机会或有了一只可爱的小猫，他可以立即将消息告知全世界，而成本基本为零。但说到全球化，也就是人们生产和消费的商品和服务，世界并没有像大家普遍认为的那样变得那么平。仔细观察就可以发现，20世纪，贸易在价值链中的流动并不顺利。
毫无疑问，远距离价值链正在蓬勃发展。最初的原因一般是劳动力成本。大型工业园区很难管理，而且容易受到停工的影响，因为一旦一个地方停工，整个企业都可能陷入瘫痪。随着运输和通信成本的下降，企业开始寻找更小、更专业的工厂，这些工厂通常位于工会影响力较弱、劳动力成本较低的地方。外包（即从其他厂商那里购买零部件而非自行生产）也能节约成本，同时能让制造商专注于发展自己的强项并聘请专家为其解决其他问题。这就是苹果没有自己生产3G版苹果手机的半导体和天线，而是从其他厂商那里购买的原因。外包还使一些小型企业有机会迅速扩张，使它们有可能参与全球化下的竞争，因为它们不用筹集资金建立自己的工厂，而可以与其他制造商签订合同，让它们完成实际生产工作。
但大多数制造商从未完成从国内价值链向全球价值链的跨越。21世纪初，约90%的产品从工厂直接流向国内客户，而非国外买家。换句话说，一家生产出口产品的工厂主要从国内厂商那里采购商品，只有先进零部件需要依靠国外。美国经济学家特雷莎·C.福特（）发现，组织全球价值链并依靠其为自身提供原料和中间商品的美国工厂效率最高、产量最大。只有它们拥有计算机辅助的设计、制造系统和先进的通信技术，能够协调商品在复杂的跨国生产网络中的运输。其他地方的情况也是如此。实际上，将国内附加值最大化可能反而会降低生产率，因为与国外替代品相比，如果国内的产品或服务的成本更高或质量更低，那么在国内增加产品价值只会让企业本身的国际竞争力下降。
经济学家理查德·鲍德温指出，大多数提供廉价劳动力的“工厂经济”与单一的“总部经济”相联系，但后者的工作——如开发产品和组织生产网络等——的报酬要高得多。[9]正是这些网络使全球商品贸易大幅增加。价值链通常从原材料开始。美国向亚洲的纺织厂输送了数百万包棉花，巴西和澳大利亚又通过散装货船将铁矿石运到中国和韩国，后两者从铁矿石中提取铁，将铁炼成钢，又用钢制成如电风扇外壳和活塞等基本工业产品。拥挤在世界各国港口的集装箱船，装满了这些中间产品，不过它们还不是卖给消费者的成品，比如中国制造的电风扇外壳最终可能会在日本组装成电风扇，韩国制造的活塞可能被运往制造汽车发动机的美国工厂。总的来说，在21世纪的头几年，中间产品约占全球制成品进口总值的55%。全球价值链对某些行业至关紧要，比如电子、运输设备、化学品等制造业，但对其他行业则不那么重要。[10]
尽管大家都在谈论全球化，但21世纪初的制造业的全球化程度并没有想象的那么高。回到1986年，那时全球供应链刚刚形成，美国、日本、德国和苏联的工厂产量占全球总产量的58%。25年后，苏联已经解体，中国成了全球规模最大的制造国，但4个国家——现在是中国、美国、日本和德国——的工厂产量还是占全球总产量的55%。全世界过半的中间产品贸易发生在欧盟内部，或欧盟与其邻国之间。少数几个国家，最著名的是韩国和印度，已经成为制造业强国，还有一些国家迅速实现了工业化。1990年至2010年间，越南扣除通货膨胀影响后的出口额增长了20倍，印度尼西亚增长了4倍，两国都成了服装和鞋类的重要出口国。但许多国家的制造业没能繁荣起来。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存在感极低。这些国家经常断电，卡车运输缓慢，如塑料桶、手电筒等简单家庭用品的生产成本甚至高于从中国进口的价格。它们没有像曾经的韩国或中国那样，利用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制造服装和鞋子，从而迈上工业化的第一层台阶。[11]
其中一些国家转向出口农产品，如墨西哥的鳄梨、肯尼亚的鲜花和印度尼西亚的芒果等。1985年至2017年间，世界农产品贸易增长了5.5倍，许多发展中国家在传统农业之外，还发展了工业化农业生产，并按照富裕国家的标准培育农作物，并向这些国家大量出口达标的农产品。但工业化农业生产无法像曾经的工厂一样提供大量就业机会，更无法雇用所有因为传统农业被淘汰而流离失所的农民。除了阳光和廉价劳动力，生产农产品的国家在种植过程中通常没有为产品增加多少价值。即使是像择菜这样需要耗费大量劳动的工作的大部分附加值都被富裕国家分走了（在外籍劳工的帮助下）。2010年，八大蔬菜出口国包括美国、荷兰、西班牙、加拿大和法国等富裕经济体。
第三波全球化期间，许多行业的贸易模式更多的是按区域化，而不是全球化的路线发展。例如，德国仍然是欧洲第一大汽车组装国，但德国汽车中的很多零部件来自德国以东的一些工资水平较低的国家，而且进口零部件的比重越来越大。日本和韩国的汽车制造商则依靠中国为其提供最简单的零部件。而《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使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的汽车厂形成了一个区域性的网络，零部件、组装好的发动机和成品车会定期跨境运输。但一些拥有重要工业部门的国家，特别是巴西和南非，由于自身的地理位置、高额运输成本或不受欢迎的经济政策，难以吸引制造商前来建立国际生产网络，只能眼睁睁看着本国的制造业逐渐萎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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