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经济全球化进程开启之前，人们已经意识到一体化的世界可能带来环境风险。1947年，刚刚成立2年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决定召开以保护自然资源为主题的国际会议。第一次会议在一年后举办，来自33个国家的私人组织和政府的代表在巴黎南部的枫丹白露成立了国际自然保护联盟。当时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设有环境保护部门。加利福尼亚州刚在洛杉矶创立了第一个和空气污染防治有关的现代项目。被称为“隐形杀手”的伦敦雾霾被指责造成了4000人死亡，迫于压力，伦敦议会在4年后终于通过了《清洁空气法案》。1955年，美国国会通过了美国第一部环境法——《空气污染防治法》。但在枫丹白露召开的会议根本没有讨论防治污染的事情，而是担心贸易和经济发展会对动植物造成威胁，特别是在欧洲的非洲殖民地。建立自然保护区和保护大型动物才是人们关注的重点。[3]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一系列畅销书将环境问题摆上台面，使其吸引了人们的注意。例如，蕾切尔·卡逊的《寂静的春天》记录了杀虫剂滴滴涕（DDT）对鱼、鸟和人类的影响；1968年，斯坦福大学生物学家保罗·埃尔利希在他的《人口炸弹》中警告道，人口过剩必然会导致饥荒；1972年引起轰动的《增长的极限》，应用新的计算机模型预测了过度消费将导致“人口和工业生产能力出现突然且不可控的下降”。富裕经济体的人均收入在上升，人们的生活条件在改善，但环境问题越来越突出。随着科学家们记录了空气污染、水污染和有毒化学品对健康的危害，富裕经济体对环境保护的呼声越来越高。1970年至1972年间，加拿大、美国、日本和许多西欧国家都成立了国家环境保护部门，以解决污染问题。发展中国家的情况没有这么紧迫，发达国家近期对过度消费的关注似乎暗示了穷国不应复制富国的生活方式。[4]
新的环境法规首先将焦点放在最显而易见的污染源上——那些向河流排出的未经处理的污水，向大气排放有害气体的工厂和发电厂。基本原则——污染者或至少是造成污染的企业，应该全额赔偿对公众造成的损害——这看起来是不言自明的。但在一个贸易变得越来越自由的世界里，各国环境法规的差异会对经济产生重大影响。如果从一个没有相关法规的国家进口金属铸件的费用更低，企业为什么要花重金在一个冒着黑烟的铸造厂安装新型排放控制系统呢？如果生产化学品的业务可以转移到由于贫穷和严重的失业问题而对污染防治漠不关心的国家，那么企业为什么要冒着裁员和蒙受经济损失的风险放弃这项熟悉的业务呢？
1974年，两位美国科学家发现，在喷雾罐和空调中被广泛应用的化学品氯氟烃正在破坏臭氧层，而后者可以保护地球上的生物免受过量紫外线辐射。报纸纷纷用头条新闻警告读者，紫外线会增加人类罹患皮肤癌的风险，还会导致动植物发生基因突变。恐慌接踵而至。智利是受辐射水平最高的国家之一，一位来自智利的工程师焦虑地对《新闻周刊》说道：“这就像是从天而降的艾滋病。”几个国家很快就禁止了这些化学品，但仅凭它们的力量不足以解决这个问题。因此，国际社会通过谈判以不同寻常的速度推进了这个问题的解决方案。根据1987年签署的《蒙特利尔议定书》，各国不仅同意逐步停止100多种化学品的生产和使用，还同意禁止从拒绝签署该协议的国家进口含有这些化学品的产品。这是对环境的担忧第一次战胜了被关贸总协定奉若神明的自由贸易，也是发展中国家受邀参加并被要求遵守的第一项协议。从法律不完善的国家进口商品，再出口到制定了严格法律法规的国家的老方法自此失效，冰箱和空调的制造商不得不寻找新的方法为食物降温。[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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