酸雨是另一种跨越国界的挑战。20世纪70年代末，研究人员报告说，发电厂和冶炼厂燃烧煤炭产生的二氧化硫被风吹往东北方向，并随降雨落到地表，不断毁灭枫树林和桦树林，还使加拿大和北美的上千个湖泊中的鱼死亡。虽然两国都排放了二氧化硫，但加拿大蒙受的损失要大得多，舆情也更加汹涌。1981年3月，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第一次出访渥太华时，当地爆发了抗议，抗议者举着写有“停止酸雨”字样的标语。解决方案在政治上十分复杂：如果俄亥俄州和印第安纳州的发电厂安装上使加拿大的空气更加干净的装置，这两个州的用电者就要支付更高的电费，而实力强大的美国煤炭产业拒绝承担任何责任。经过10年时间，加拿大才出台了一项控制国内污染物排放的计划，美国制订了一个减少发电厂排放硫化物的新计划，两国签署了一项关于双边空气质量的协议。而要降低雨水酸度，使鱼类在毫无生气的湖泊中重新繁殖，则要更长的时间。
随着国际贸易的规模不断扩大，环境问题与贸易政策出现冲突的情况越来越多。1990年，丹麦不仅要求回收啤酒瓶，还要求大部分啤酒瓶要重新灌装。这无疑给外国啤酒商制造了麻烦，因为它们不得不将空瓶子运回遥远的酿酒厂。1991年，德国的一项法律规定零售商必须接受顾客的旧包装，并将它退给制造商回收。这一出于保护生态的做法十分合理，但对于只售卖少量商品的进口商来说，遵循法规的代价比那些以整个德国市场为销售目标的企业高得多。争议最大的是美国的一项禁令，禁止从没有采取措施减少对太平洋的海豚造成附加伤害的国家进口金枪鱼，这些国家包括墨西哥、委内瑞拉、瓦努阿图、巴拿马和厄瓜多尔。1991年年初关于北美自由贸易区的谈判刚开始，墨西哥就请求关贸总协定裁定授权上述禁令的美国《海洋哺乳动物法案》是否涉及以不恰当的方式干预贸易。墨西哥的请愿书意外地将一场围绕着敏感的环境问题的争论引入贸易谈判之中。[6]
承担着沉重外债的墨西哥，在4年前才加入关贸总协定。它小心翼翼地对外开放了一部分经济，同时寻求机会解决债务危机。它希望《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能使本国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如缝制蓝色牛仔裤、组装汽车线束等，向更复杂的精密制造业升级。在美国和加拿大的企业眼中，墨西哥是一个具有莫大吸引力的出口市场，也是一个比遥远的亚洲近得多的进口来源地，因此美国政府希望《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能帮助这个日益动**的邻居安定下来。该协定于1992年年底签署，但在美国遭遇了强烈抗议。反对者除了工会和农业利益集团，还有谴责墨西哥在边境肆意排放污染物和化学品的环保组织。为了安抚批评者，三国在《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中达成了一项附加协议，即成立一个环境委员会。这是第一个承诺改善环境的国际贸易协议。
《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最终帮助墨西哥改善了环境。墨西哥许多最为迫切的环境问题在《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签署的几年前，甚至几十年前就已经存在了，比如缺乏污水处理设施，以及汽车在未铺柏油的城市街道行驶时的扬尘问题。环境委员会拿出资金，在一些地方铺设柏油路并建立污水处理厂，而打算在墨西哥投资的外国企业也被要求在其他地方做相同的事。《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批准后墨西哥从美国和加拿大进口的商品，以及墨西哥境内新设立的工厂，使污染严重的老旧工厂和水泥厂纷纷破产。以大量排放尾气闻名的墨西哥古董汽车被在加拿大和美国组装的现代汽车取代。更重要的或许是，环保组织最终在墨西哥的部分地区有了政治影响力。它们呼吁采取行动阻止砍伐森林，建立新的自然保护区，以及制定更严格的环境保护法。[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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