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候变化给全球化带来了一个与常见的污染问题截然不同的挑战。与欧洲的回收政策和《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处理的环境问题不同，大气中温室气体浓度的不断上升——主要是由于化石燃料燃烧造成的——本质上是一个全球性问题。在大多数国家，国际贸易绝不是温室气体的主要来源。根据一项估计，21世纪初因为生产和运输进出口产品造成的排放量还不到与生产相关的排放量的1/4，在总排放量中占的比例就更低了。根据美国经济学家约瑟夫·夏皮罗的计算，国际贸易使全球温室气体的排放量增加了约5%，使全球二氧化碳的年排放量增加了17亿吨。[8]
1997年，以欧洲国家为主的37个国家签署了《京都议定书》，这是一项旨在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协议。虽然其中很多国家在21世纪初似乎履行了它们的承诺，但这些国家排放量的下降只是一种假象。尽管也有实质性的改善，比如供暖系统更加节能，风能和太阳能抢占了煤炭的市场份额，但全球价值链掩盖了一个事实，那就是许多国家从几乎没有为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采取任何措施的国家增加了进口，以减少自身的二氧化碳、甲烷和其他温室气体的排放。此外，税率根据生产特定产品时的温室气体排放进行了调整，很多国家对污染更严重的进口产品，如初级金属制品等收取更少的费用，实际上是在鼓励污染产业向海外转移。关闭冶炼厂和钢铁厂，从穷国进口产品等做法让富国的数据变得更加好看，但实际上并未减少进入大气层的温室气体总量。从1990年到2008年，与出口相关的温室气体排放量每年增长4.3%，是世界人口增长速度的3倍。贸易使富裕经济体将温室气体排放到我们看不见的地方。[9]
经济学家们几乎一致赞成用税收来阻止温室气体的排放，因为根据经济理论，对工厂和发电厂征税能够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从政治上看，对司机和农民征税极易引起反弹，因此欧盟、美国几个州和加拿大的几个省试图迫使发电厂和工厂为它们排放的二氧化碳付费。但在全球化经济中，对排放温室气体的工厂征税并不简单。如果税收过高，工厂将安装燃料使用率更高的设备，但消费者不得不为此支付额外的费用，这样消费者会选择购买从不对温室气体征收排放税的国家进口的商品。与水泥相比，长途运输水泥的成本更高，因此对水泥厂征收排放税对贸易的影响不大。但在生产铝的过程中，电力成本占很大比重，如果排放税导致电价上升，那么平衡就有可能被打破，从而有利于铝锭和铝坯的进口。[10]
在与全球化相关的温室气体中，制成品贸易只是其中一个来源。到20世纪第二个10年，每年农民生产的卡路里中超过1/5被交易——大多数是以大豆、玉米、棉花等农作物榨成的油的形式。农产品出口份额最大的是在欧盟内部，但同时智利向中国输出了大量车厘子（2018年到2019年出口了166304吨）和李子（76784吨），而墨西哥在加拿大和日本迅速开拓了牛油果市场。阿拉斯加的海鲜经销商将新打捞的珍宝蟹（Dungenesscrab）空运到中国，在那里，蟹肉被从蟹壳中取出并包装，最后卖给美国的顾客。波音747将从纳米比亚捕获的鱼运到西班牙的萨拉戈萨，萨拉戈萨鱼类加工和经销商卡拉德罗公司会将这些鱼切片，然后销往西班牙各大超市。[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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