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在国际经济中的存在感很低，而且极少参与国际事务。这个国家在7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面目全非，混乱的局面和计划经济政策使中国处于贫困状态。转变始于1978年。当时的中国领导人邓小平访问了日本和新加坡，并在一系列谈话中说道：“根本的一点，是要承认自己的落后，承认现在很多方法不对头，需要改。”但中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当时的生产方式十分落后，数百万个本可以帮助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学生正在下乡务农。当时的中国过于贫穷，无法施展自己的力量，因此在军事和外交上的影响力很小。[1]
在大众的记忆里，经过数十年的发展，中国崛起了，变得强大且繁荣，这是个从一个成功走向另一个成功的故事。但在1978年改革开放后的最初几年，无论是经济还是其他方面，中国都难称强国。英国记者乔·史塔威尔评论道：“奉行自给自足政策的中国无法制造出任何一种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工业产品。”与大多数社会主义经济体一样，政策制定者长期以来一直将发展重心放在重工业上。邓小平领导下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即“六五”计划）要求全力发展钢铁产业，争取在1985年之前将钢铁产量翻一番，并建设冶炼厂、煤矿、油田、港口、发电厂和铁路。这个雄心勃勃的计划远远超出了中国的承受能力。很快，它就被更为实际的增加消费品产出的计划取代。为10亿中国人生产鞋子、化妆品和晶体管收音机需要的劳动力远远多于钢铁业，这为几千万在实现农业现代化过程中被淘汰的农民提供了出路。同时，轻工业的发展也为中国家庭提供了消费品，提高了他们的生活水平。[2]
1979年邓小平访问美国后，中国政府谨慎地设立了几个经济特区，鼓励经济特区开展对外贸易。据估计，当时香港制造业的平均工资是内地的20倍，港台地区的制造商被价格低廉的劳动力吸引，开始在华南地区开设工厂。它们在其他地方生产化学制品、塑料、布料和零部件，然后将这些产品运到深圳和广东的其他地区制成玩偶、裙子或电钻，再通过香港转口到世界各地。内地的工人成本低廉，服从管理，而且兢兢业业。
富裕国家大力支持中国对外开放。它们将对中国产品征收的关税降低到与其他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相同的水平，这为中国消除了一个巨大的竞争劣势。对出口到北美、日本和欧洲的中国商品征收较低关税，将使中国再次成为一个贸易国家，不过西方的贸易伙伴更关心的是力量平衡而非贸易平衡。它们降低关税是为了借中国之力制衡苏联——苏联和西方关系紧张。此外，这份礼物是有附加条件的。美国给予中国的最惠国待遇每年都要经过国会审议，因此中国面临着美方可能随时终止关税优惠的威胁。[3]
中国的国际贸易总额在1978年至1980年间翻了一番，但随后就遇到了瓶颈。中国政府坚持外国人只能通过与央企或地方国企合资的方式投资，这使外国制造商难以进入中国市场。但在不信任国外投资的同时，中国也无法仅凭自身的力量发展现代工业。在经济中占主导地位的国有企业是按照既定计划，而不是根据客户喜好实施生产的。民营企业无法将赚取的利润用于研发，因为企业家找不到融资渠道——股票市场当时还不存在，1978年以后才逐步恢复重建的商业银行体系尚不清楚如何为民营企业发放贷款。不仅如此，甚至连国有企业也很难借到资金。1980年，一家中日合资的纺织品企业为筹措资金发行了外债，这引起了很大的争议，并导致政府犹豫是否允许其他企业效仿。
直到1986年，中国产品在世界制成品出口中仍然只占很小的份额，而且增长乏力。对于中国来说，成为世界经济中心似乎只是一个遥远的梦想。[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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