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属于盟军阵营，也是1947年关贸总协定的创始缔约国之一。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950年，台湾当局宣布退出关贸总协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并不承认这一决定的合法性，但此时的中国已经饱受数十年战争的摧残，中国政府正在努力恢复秩序，对经济的定位是内向型的。此外，中国一直与西方殖民主义国家关系紧张，欧洲国家仍然占据着香港和澳门等中国领土。对外开放经济并不是新政府的当务之急。[5]
30年后，开始向世界敞开大门的中国强烈意识到自己需要外国的技术、投资和市场，重返关贸总协定成为头等大事。不加入关贸总协定是有风险的，因为在《关贸总协定》中，各国就管理国际贸易而协商了各项规则。例如，如果一个国家声称日本的聚氨酯让它的化工产业蒙受损失，那么它必须遵循一定的程序才能限制日本的这些违规产品的进口。而作为非成员国的中国并不受这些规则保护。加入关贸总协定，可以让其他国家难以干预中国的贸易。
从1981年开始，中国对关贸总协定的兴趣使它收到了关贸总协定各项会议的邀请，但只能作为观察员国家出席会议。一些国家怀疑中国是否适合成为成员国。1986年，中国要求恢复成员国资格，但被拒绝了。毕竟，当时中国的产业以国有为主，进出口由国家决定，而且法律体系与西方国家有所差异，这些都让中国看起来并不适合加入一个为市场经济设计的贸易体系。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博茨瓦纳、哥斯达黎加、摩洛哥、委内瑞拉等发展中国家都接受了以市场价格进行更加自由的贸易对其经济发展更为有利，并通过协商加入了关贸总协定，中国却仍然被拒之门外，只能驻足观望。[6]
中国的经济改革始于1978年，到了20世纪80年代后期改革仍在进行，但中国经济增长的速度已经变慢。《商业周刊》引用一名美国买家的话：“中国以蜗牛般的速度前进，而其他国家正在飞奔。”中国的工资不再快速增长，通货膨胀率也达到了两位数。中国政府听从邓小平的建议，继续推进改革，开放中国经济。邓小平告诫党的最高领导人：“不搞改革开放就不能继续发展，经济要滑坡。走回头路，人民生活要下降。改革的趋势是改变不了的。”[7]
1989年11月，邓小平辞去了他的主要职务。虽然他在幕后仍然具有影响力，但他的政策，即鼓励民营企业发展和让市场力量发挥更大作用，甚至允许在深圳和上海开设证券交易所，受到了一些质疑。他公开做出回应，在1992年1月结束退休生活再次出山，开始了为期一个月的南方视察。在一次又一次的谈话中，他呼吁省级和地方领导人打破旧观念，采取能够提高生产力和生活水平的政策。在参观经济特区时，邓小平宣布这些8年前经他批准成立的市场化改革“试验田”取得了试验成功。
事实证明，邓小平的这次视察是全球化的转折点。1992年3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京召开会议，认为应加快改革开放的步伐。10月，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重申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并呼吁“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8]
同年年底，政府放宽了对境外投资的限制，来自中国香港、日本和美国的资金开始涌入。1991年，当中国的发展方向还未完全确定时，外国人对工厂、建筑和商业企业的实际投资仅有40亿美元。到了1993年，随着中国经济腾飞，外商实际投资金额增加了6倍。虽然部分投资被用于生产商品，然后被拿到快速扩大的中国市场上出售，但大部分投资被用来为优衣库、家乐福等国际零售商，或惠普、通用汽车等制造商生产商品。[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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