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制成品出口额在20世纪90年代间增长了5倍，其中大部分增长是由一些中国此前几乎没有出口过的产品贡献的，比如化学制品、机械和电信设备。到了1998年，中国45%的出口商品由外资工厂生产。更低的进口关税提高了制造业的生产率，因为更多的中国工厂选择使用进口商品来制造出口货物。中央政府还让体量过大的国有企业“瘦身”，这同样有助于提高生产率。地方和省级政府遵循的是“抓大放小”的原则，小型国有企业被卖给民营企业家，每个行业的多个大型国有企业被整合重组为几家市场导向型企业，这样它们虽然仍由国家控股，但可以相互竞争。国有企业通过削减成本增强了在全球市场上的竞争力，但这场改革或许使2000多万工人下岗，这是第三波全球化对中国的冲击。[10]
旷日持久的乌拉圭回合谈判催生了取代关贸总协定的WTO（世界贸易组织），它被视为国际贸易的监督者。中国并没有在WTO成立之初加入，但从1995年年初WTO在日内瓦的威廉·拉帕德中心（此前为关贸总协定办公大楼）开设办公室时起，它就有了加入WTO的想法。
为了加入WTO，中国需要与每个成员国达成协议，设法消除它们对中国经济政策的担忧，并规划将如何对待它们的出口产品。但有些谈判引发了外界严重的争论，尤其是中国与美国和欧盟的谈判。反对中国加入WTO的呼声很高，许多美国和欧洲专家警告说，中国的出口商品将如洪水般席卷国外市场，但不会允许外国企业有同等的机会进入它的国内市场。还有人指责中国故意使人民币贬值，人为地使它的产品以低价销往其他国家。但争论的另一方持不同意见。快速增长的中国经济和拥有巨大潜力的中国市场，对于跨国企业的高管们来说是不可抗拒的**，他们努力推动中国加入WTO。最终达成的协议包含了非常具体的规定：中国对汽车征收的关税将从80%以上降至25%，对欧洲的意大利面征收的关税从25%降至15%，对美国的冷冻猪肉的关税从20%降至12%；中国的民营企业可以从事进出口贸易，无须经过政府审批；外国银行可以在中国开展业务；外国人可以在电信业的合资企业中拥有高达49%的股份；等等。[11]
中国做出了上千项承诺，这些承诺往往反映了其他国家的特定商业利益。作为回报，142个国家同意对中国产品敞开大门。从此以后，不管是中国还是外国的制造商、批发商和零售商，都可以将中国纳入其供应链，无须担心因为其他国家会突然提高关税或对中国制造的产品实施进口配额制而打乱它们的计划。中国还被认定为发展中国家，这一地位使它有权限制进口和与贸易相关的投资，而发达国家无权这样做。[12]
2001年12月，中国加入WTO，这带来了立竿见影的影响。其他国家的制造商开始要求它们的供应商从中国采购商品，除非它们设在更高工资国家的工厂生产的产品可以在价格上与“中国价格”竞争。1995年，当时在美国的小城镇经营小型折扣店的沃尔玛，曾承诺销售美国制造的商品。到了2002年，已经是全世界最大零售商的沃尔玛，利用中国加入WTO的时机，将其全球采购总部迁到深圳，在那里与数千家为巴西、日本等国的超大购物中心供货的中国工厂建立了联系。其他数百家零售商纷纷效仿沃尔玛。2005年1月，美国刚刚取消服装的进口配额，1820万件中国制造的棉针织衫就抵达美国，这个数量是2004年1月的19倍。美国服装制造商丽诗加邦（LizClaiborne）的一名高管告诉《华尔街日报》的记者：“中国将成为我们的采购战略中最重要的国家。”——他知道董事会对此不会有异议。当时，在美国的进口纺织品和服装中，中国产品的份额不足1/3。8年后，中国产品的份额超过5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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