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想我与你面对面。我可把你看作一个真实的人，跟我一样。然而，即使你一成不变，我仍可换一个角度，把你视为复杂的生化系统，虽有自身特性，仍属生化现象；此时，你不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生物。用生存现象学的话说，他人乃意向行为的对象，或被看作人，或被视为生物，随意向不同而有别。然而，这种区别并非灵与肉的区别，或者说在上述同一对象中，并不存在两种元素或物质；毋宁说，人或生物的不同，产生于不同经验的格式塔（Gestalts）[2]。
一个人与一个生物的关系（relationship），不同于他与一个人的关系（relation）。正如前面的“两可图”，看作一个花瓶，还是看作两张人脸，意味着不同的描述；同理，把人看作生物或人，也意味着不同的描述，进而引出两种不同的理论，最后导致两种不同的行动。人学研究的对象是人，从人与他人的关系入手，在此过程中，也始终把人视为人，关注他与他人的关系。
例如，听某人讲话，可能出于两种不同的动机：第一，借由神经过程和发音器官的变化，研究语言表达的生理行为；第二，理解讲话内容。无疑，神经过程和发音器官的变化，是语言表达的必要前提，然而，相关研究无助于理解讲话内容。反过来也一样，理解讲话内容，无助于研究讲话人脑细胞的新陈代谢。概而言之，理解讲话内容，并未提供对相关生物过程的解析，反之亦然。此例或类似案例，绝不存在所谓心-身二元问题。对于讲话活动或类似的可观察活动，不同的意向导致不同的行动、不同的结果。我们与他人“相处”，产生一个整体关系，进一步的行动，则取决于我们的视角或意向。我们可以把人看作生物，也可以把人看作人，两种视角分别揭示不同的实在。就方法论而言，两者都可行，但两者实质却不容混淆。
我们可以把人当人看，承认他拥有承诺和选择的能力，是自主的个体（self-actingagent）。我们也可以把人看作生物，其内部一切活动均可被概念化为不同的复杂性层次——原子的、分子的、细胞的、系统的或生物的。只有从人的经验和意图出发，才能理解人的行为。相反，从生物学角度出发，只能看到肌肉的紧张和松弛等行为，属于一系列生物性过程，而非人的连续经验之整体。一旦我们把人看作生物，就只能研究这一生物能量系统的能量表达，而无法谈论其欲望、恐惧、希望、绝望，等等，无法理解人对自身世界的意向。
被视为生物体的人，只能是各种事物的复杂组合，或曰物的（its）组合，其基本程序只能是物-程序（it-processes）。人们乐于幻想，试图把人理解为物-程序的序列或系统，归结于该序列或系统的非人化语言，以为这样就能提高认识。对于作为人的他人，我们自有个人经验，然而，有人在理论上铤而走险，罔顾个人经验，试图假以非人化（depersonalization）[3]的描述，运用机械或生物类比强加“阐释”。此处有必要申明，我并未反对运用机械或生物类比，也未反对视人为复杂机械或动物。我只是力图说明：人作为人，不同于人作为机器，不同于作为物-程序的生物系统。如果人学退化为关于机器或生物的描述，人学就失落了自己。这一逻辑也适用于相反的情况，可参见布里尔利（Brierley，1951）[4]。
所谓相反的情况，是这样一种倾向：把物的世界擅加人化（topersonalize），把人的意向强加于动物世界。然而，令人不安的是：非人化或物化倾向根深蒂固，物-程序的物理学、生理学和生物学大行其道，压倒了相反的倾向，形势日益严重，致使真正的人学步履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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