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对于临床研究的性质，我们可以做出更为精确的表述。存在于世，一个人可以经历自己空间上的真实、生动、完整，及时间上的连续。作为这样一个人，他可以活在世界中，与他人相遇相处，并经历世界和他人的真实、生动、完整和连续。
这样的人，具有基本的存在性（ontologically）[2]安全感，能够关注自身及他人的现实性和统一性，产生稳定的感受，并借此应对社会、伦理、精神、生物等各项生活内容。他能感受自我完整的身份和人格统一，还有事物的永恒性、自然过程的可靠性和实在性、他人的实在性等等。然而，与此相反，也存在另一种人，他完全无法感受任何无可非议、不证自明的确定性。我想说的是，前者很难改变自己，进入后者的世界。
我们的研究，直接针对安全感的部分缺乏或极度缺乏；此处所论的安全感，源于某种生存状态，我称之为原生的存在性安全感（primaryontologicalsecurity）；我们的研究还直接针对焦虑与危险，我认为，它们正是源于原生的存在性不安；我们的研究还将涉及当事人试图应对焦虑和危险时产生的后果。
存在性不安和基本的存在性安全感，是两种不同的生存状态，我希望比较两者，指明它们的对立，文学批评家特里林（LionelTrilling，1955）已经指出过这一对立。为此他比较了两个世界，其一是莎士比亚和济慈的世界，其二是卡夫卡的世界。特里林写道：
……济慈对于恶的意识，并存于他极为强烈的个人身份感，相形之下，他对于恶的意识不再显明如初。关于这种情况，某些当代读者会说：恶的意识不那么强烈了。按同样的道理，我们可以比较莎士比亚和卡夫卡，他们以各自的天才，深刻揭露了人类的痛苦和普遍的异化悲剧。当代读者会说，是卡夫卡而非莎士比亚，做出了更为强烈、更为全面的揭露。这应该是正确的判断，因为，对于卡夫卡，个人身份感并未抵消恶的意识。莎士比亚的世界正是帕斯卡的世界，与卡夫卡的世界大致相同，是一间牢房，牢房里每天都在死人。莎士比亚迫使我们看到生活中残酷的非理性力量，“傻瓜引出荒诞的剧情”。[3]作者讲述这些惊心动魄的故事，让我们领教淘气的诸神，他们折磨我们，不为惩罚，只因高兴。莎士比亚的故事，本身并不亚于卡夫卡的故事。跟卡夫卡一样，莎士比亚也被牢房里的恶臭熏得痛苦不堪，他关于恶心和呕吐的深刻描写，无可出其右者。然而，问题在于，在他们各人的牢房中，莎士比亚的牢友却远胜于卡夫卡的牢友。那些船长、国王、情侣、丑角、乡下佬……一个个有血有肉，至死方休。卡夫卡的牢友却没有这么幸运。在死刑判决执行之前很久，甚至，在邪恶的法律程序确定之前很久，某种可怕的结局早已强加于被告。我们心领神会：人之为人的一切，俱遭剥夺，只剩下抽象的人性，一如他自己的骨架，一具骷髅，绝不可能成为人之所有。他了无父母家庭、妻子儿女，缺乏承诺和保障，连日常爱好都没有，更谈不上任何权力、美、爱、智慧、勇气、忠诚、名誉、骄傲等等。一切都与他无关。因此我们可以说，关于恶，卡夫卡提供了完整的认识，其中不包含健全而合理的自我期许，不存在两者的比较。相形之下，莎士比亚关于恶的认识，却存在着极大的内在冲突。（1955，第38—39页）
的确，如特里林所说，莎士比亚刻画了这样一群人物：形形色色的疑难困扰他们，各式各样的冲突撕扯他们，但他们明显能够感受自己的真实、生动、完整。卡夫卡却不是这样，他代表了当代文学艺术的一个主题：如果缺乏安全感，活着会是什么样子？作家和艺术家致力于相关的创作，在这些作品中，人们活着，仅此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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