摆脱这些困难的出路有两条。
首先，探讨军事活动的一般特点时所谈的一切，并非对任何职位上的人都相同。职位越低，越需要有自我牺牲的勇气，而在智力和判断方面遇到的困难就小得多，接触的事物就比较有限，追求的目的和使用的手段就比较少，知道的情况也比较确切，其中大部分甚至是亲眼看到的。但职位越高，困难就越大，到最高统帅的地位，困难就达到了顶点，以至于几乎一切都必须依靠天才来解决。
即使从军事活动本身的区分来看，困难也不是到处都一样的。军事活动的效果越是体现在物质领域，困难就越小；越是体现在精神领域，成为意志的动力，困难就越大。因而用理论的法则来指导战斗的内部部署、装备和实施比指导战斗的运用要容易得多。在前一种情况下，用物质手段进行战斗，虽然其中也不可能不包含精神因素，但毕竟还是以物质为主。但是在运用战斗的效果时，也就是当物质的结果变成动力时，人们所接触的就只是精神了。总之，为战术建立理论比为战略建立理论困难要少得多。
理论应该是一种考察，而不是规定
建立理论的第二条出路所根据的观点是，理论不必是实证性的，也就是说不必是对行动的规定。如果某种活动一再涉及同一类事物，即同一类目的和手段，即使它们本身有些许的变化，采取的方式又是多种多样的，但它们仍然可以是理论考察的对象。这样的考察正是一切理论最重要的部分，而且只有这样的考察才配称为理论。这种考察就是对事物进行分析探讨时，使人们对事物有一个确切的认识，如果对经验进行这样的考察——即对战史进行这样的考察，就能对事物有深入的了解。通过理论，人们越深入地了解事物，就越能把客观的知识转变成主观的能力，就越能在一切依靠才能来解决问题的场合发挥作用。如果理论能够探讨构成战争的各个部分，能够比较清楚地区别初看起来好像混淆不清的东西，能够全面说明手段的特性，能够指出手段可能产生的效果，能够明确目的性质，能够不断批判地阐明战争中的一切问题，那么它就完成了自己的主要任务。这样理论就成为人们通过本书学习战争问题的指南，能为他们指明各条道路，使他们顺利前进，并且能培养他们的判断能力，防止他们误入歧途。
如果一个专家花费了半生的精力来全面阐明一个本来是隐晦不明的问题，他对这一问题的了解当然就比只用短时间研究这一问题的人要深刻得多。建立理论的目的是为了避免别人从头整理材料和从头开始研究，能够利用已经整理好和研究好的成果。理论应该培养未来指挥官的智力，或者更正确地说，应该指导他们自修，而不应该陪着他们上战场，这正像一位高明的教师应该引导和促进学生发展智力，而不是一辈子牵着他走。
如果从理论研究中自然而然地得出原则和规律，如果这些真理的原则和规律是来源于自然的结晶，那么理论就不但不和智力活动的这种自然规律相对立，反而会像建筑拱门时最后砌上的拱心石一样，把这些原则和规律凸显出来。理论之所以要这样做，也只是为了要和人们思考的逻辑关系一致起来，明确许多线索的汇合点，而不是为了制定一套供战场上使用的代数公式。因为这些原则和规律，主要是用于确定思考的基本线索，而不应像路标那样指出行动的具体道路。
有了上述观点才能建立理论，才能消除理论和实践的矛盾
有了上述观点，才可能建立一种令人满意的作战理论，即建立一种有用的、与现实不相矛盾的作战理论。这样的理论只要运用得当，就会接近实际，以致完全消除理论脱离实际的反常现象。
理论应该考察目的和手段的性质（战术上的目的和手段）
理论应该考察手段和目的的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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