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帅，即指挥整个战争或整个战区的总司令，他和下一级指挥官之间的差别是很大的。原因很简单，后者受到更多的领导和监督，他自己的智力活动范围要小得多。这就使人们认为，通常只有在统帅这样最高职位上的人身上才有出色的智力活动，在这个职位以下的人员只要有一般的智力就足够了。人们不难看到，在战火中头发变白的、职位仅次于统帅的指挥官，多年来总从事某一方面的活动，他们的智力明显地变得贫乏了，在人们的眼中他们变得都有些迟钝了，所以在敬佩他们勇敢的同时，人们又嘲笑他们头脑简单。我们无意为这种勇敢的人正名，这样做并不能提高他们的作用，也不能给他们带来幸福，我们只是想说明实际情况，以免人们错误地认为，在战争中有勇无谋也能取得卓越的成就。
如果我们要求一个职位最低的想有所成就的指挥官必须具有卓越的智力，而且这种智力必须随职位的提高而提高，那么很自然，我们就会对那些在军中享有声誉的第二级指挥官有一种完全不同的看法。虽然他们和博学多才的学者、精明强干的企业家、能言善辩的政治家相比，头脑似乎简单一些，但我们不能因此忽视他们智力活动的突出方面。有些人会把他在较低职位上获得的声誉带到较高的职位上，而不管这种声誉与他们现在的实际职位是否相配，这种情况的确时有发生。这种人如果在新的职位上很少被使用，他们就不会暴露其弱点，而我们也就不能确切地判断究竟哪种声誉与他们相配。这种人的“功劳”就在于，使人们忽视那些在某些职位上还能够有所作为的人。
独特的天才是各级指挥官在战争中取得卓越成就所必需的。但历史和后世的评论，通常只把真正的天才这一称号加在那些身居最高职位的显赫的统帅的头上。原因在于这种职位要求必须具备极高的智力和精神力量。
要使整个战争或者我们称之为战局的大规模军事行动达到光辉的目标，就需要对更高的国家关系有卓绝的见解，在这里战争和政治就合二为一，统帅同时也就成为政治家。
人们之所以没把伟大天才的称号加给查理十二，是因为他不懂得以更高的见解和智慧来指导武力，更不懂得以此来达到光辉的目标。人们之所以没有给亨利四世以伟大天才的称号，是因为他没来得及在有生之年以武力效果影响一些国家间的关系，也没来得及在这个更高的领域一显身手。在这个领域里，高尚情感和骑士精神并不能像战胜内心的混乱那样起作用。
关于统帅必须概括地了解和正确地判断一切，可参阅第1章。统帅要成为政治家，但他仍然是一个统帅，一方面要概括地了解一切政治关系，另一方面又要确切地知道用自己所掌握的手段能做些什么。
既然这些关系各式各样，又没有明确的界限，而要考虑的因素又很多，大部分因素只能按照或然性的规律来估计，那么，如果一个统帅不能以辨明真相的洞察力来观察这一切，他的观察和考虑就会发生混乱，就不可能再做出正确的判断。从这个意义上说，拿破仑说得完全正确，需要由统帅来做出的许多决定，就像必须由牛顿和欧拉来解决的数学难题一样。
这里所要求的较高的智力是综合力和判断力，二者发展成惊人的洞察力，它能迅速触及并澄清千百个模糊不清的概念，而普通智力要解决这些概念则相当费劲，甚至得耗尽心智。但这种较高的智力，也就是说这种天才的眼力，如果没有我们前面讲过的情感和性格上的特性做依托的话，还是很难给人带来名垂青史的成就。
真理在人们心目中所产生的动力极其微弱，因此在认知和意愿之间，及在知识和能力之间总有很大的差别。促使人们行动的最强大的动力总是来自感情，而强大的后续力量则来自感情和智力的合成，这就是我们前面讲过的果断、坚强、坚定和固执。
此外，如果一个统帅的这种高超智力和感情活动没有在他的全部成就中显示出来，只相信他完全有这种力量，这就很难被载入史册了。
人们所了解到的战争事件的过程通常都很简单，并且大同小异，只凭简单的叙述，没人能了解在这些过程中需要克服的困难。只是偶尔在一些统帅或他们的亲信所写的回忆录中，或在对某一历史事件的专门研究中，才可以发现形成整个事件的大量线索中的一部分。而在某一重大战事活动之前所进行的大部分思考和思想斗争，有的因为涉及政治上的利益关系而被故意隐瞒了，有的因为仅仅被看作是高楼建成后就得拆掉的脚手架而被遗忘了。
最后，按照语言上所惯用的一般概念承认智力的差别，如果要问，军事天才首先需要具备哪种智力？对这个问题，只要对我们的论述和经验稍加考虑，就能够做出回答。军事天才与其说是有创造力的人，不如说是有钻研精神的人；与其说是追求单方面发展的人，不如说是追求全面发展的人；与其说是容易激动的人，不如说是头脑冷静的人。在战争中，我们就是想把亲人的幸福和祖国的荣誉与安全托付给这样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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