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进行报复和掠夺，或者为了取得某些利益而到敌占区去进行的游击活动，本来不是防御手段，而是真正的进攻手段。但游击活动通常用来配合实现真正牵制性攻击的目的，而牵制性攻击的目的则是削弱同我们对峙的敌军兵力，所以游击活动也可以被视为一种真正的防御手段。不过，牵制性攻击本身就可用于进攻，它也是一种真正的进攻手段，因此我们认为这个问题适合在下一篇进行详细的讨论。在这里提到它，只是为了把防御者在战区内可能运用的一切小规模的进攻手段都列举出来。但是在这里我们必须指出，牵制性攻击的规模和作用可以大到使整个战争具有进攻的性质，因而获得进攻的荣誉。1759年战局开始前，腓特烈大帝向波兰、波希米亚、弗兰肯等地采取的行动就是这样。这一战局本身显然是纯粹的防御，但是到敌占区进行的袭击赋予了它进攻的性质，这种性质可能由于进攻精神的影响而具有特殊价值。
当进攻者轻率从事，在某些地点暴露出自己的弱点时，防御者可以把攻击敌人的单独部队或主力作为整个防御必要的补充手段。这种行动只能在这种条件下实施，但在这里同对敌人的交通线采取行动一样，防御者也可以向进攻的方向前进一步，而且同敌人一样，把伺机进行有利的攻击作为特别策略。要想在这种行动中取得一定成果，防御者或者必须拥有显著优势的兵力（一般说来，这一点不符合防御的性质，但也有可能做到），或必须具备卓越的指挥方法和才能，使自己的部队较为集中，并加强部队的活动和运动，以此来弥补由于部队集中而在其他地方出现的不利情况。
七年战争中的道恩符合前一种情况，腓特烈大帝符合后一种情况。我们看到，道恩差不多总是在腓特烈大帝过分大胆和轻视他的时候发动进攻的，他在霍赫基尔希、马克森和兰茨胡特就是这样。与此相反，我们看到，腓特烈大帝几乎不断地进行着运动，力图以自己的主力消灭道恩这一个或那一个单独的部队，但由于道恩既拥有优势兵力又异常小心谨慎，所以，腓特烈大帝成功的机会很少，至少成果不大。然而，我们不能认为腓特烈大帝的努力毫无作用。实际上，这种努力本身就包含着一种很有效的抵抗，因为敌人为了避免进行不利的战斗就会被迫处于小心和紧张的状态，这样，敌人本来可以用来进攻的一部分力量就被抵消掉了。我们可以回想一下1760年的西里西亚战局，当时道恩和俄国军队正是由于担心这里或那里可能会不时地遭到普鲁士国王的攻击或者被击溃，才不敢前进一步。到这里我们认为，我们已谈到了关于不求决战的战区防御的主导思想、最主要的手段和整个行动的依据等所有问题。我们主要是列举出这些问题，使读者了解整个战略活动的全貌，至于它们的具体措施，如选择阵地、行军等等，我们在前面已经比较详细地研究过了。
如果我们再总结一下这个问题，就必然会认为，当进攻精神很弱，双方对决战的要求很小，积极动机又很少，而相互阻止和抑制的内在牵制力量却很多时，就像我们在上面所设想的那样，进攻和防御之间的本质差别就必然渐渐消失。当然，在战局的开始阶段，作战一方要进入另一方的战区，要在一定程度上采取进攻，但是这一方非常可能而且往往会很快就把一切力量用来在对方土地上保卫自己的国家。于是就形成了双方对峙实际上也是相互监视的局面。双方都考虑如何不失去任何东西，同样也许双方都在考虑，如何为自己取得实际的利益。在这一点上，原本的防御者甚至反而能够超过他的敌人，腓特烈大帝在当时就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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