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在带来了新政权和新政体的同时，也给伊朗的社会、经济和文化留下了深刻的烙印。到革命的第一个10年结束时，巴列维时代享有特权的上层人士和中产阶级已被驱逐出政治进程，他们在经济领域的地位也逐渐被取代。数十万人被解职或强制退休，失去了对权力和资本的控制。即使是那些未受到革命第一波影响的人，也不得不重塑自己的经济活动和生活方式，并常常试图与政权就其财富和企业的控制权进行重新谈判，而这往往以失败告终。诚然，这些中上阶层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伊朗社会中只占很少一部分，但他们在巴列维时代的教育、经济和技术官僚体系中占主导地位，因此也至关重要。数十万人移居北美、西欧和澳大利亚，开始新的生活。
新政权主要依靠忠于革命的“传统”中产阶级和中低阶层来取代旧的精英。他们主要来自有教士或巴扎背景的信仰宗教的家庭，尤其是小零售商家庭以及德黑兰和地方中心城市的第一代、第二代农村移民家庭。逐渐地，新政权开始从小城镇和农村、城市工人阶级或低收入政府工作人员家庭中招募或提拔更多人。这些人在公立学校接受教育，其中包括大批中年教士（他们也接受现代教育，或是在进入宗教学校前，或是与库姆经学院教育同时）。一些来自过去中产阶级家庭的成员以政府雇员的身份幸存下来，继续履行公职，但再也不能掌握实际权力。还有一小部分“回归信仰”的伊斯兰主义者，尽管从未得到政权的完全信任或被授予机要职位，但仍在政府部门任职。在整个1980年代，广泛的清洗和恐怖气氛使许多中产阶级脱离了政府工作，并将他们带去了私营企业。
在流亡期间，霍梅尼及其同僚设法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建立了一个网络，大多数新政权的精英都来自这里。对这些精英的崛起至关重要的是新社会阶层的流动性，这种流动性推动他们向前进，而他们快速的学习能力以及群体归属感马上就换来了回报，即高级职位和适当的经济特权。处在新等级制度顶端的是霍梅尼主义教士及其身边的世俗人士。尽管这是一个相对较小且经常争吵的团体，但他们意识到自己的权势，并决心保卫它。他们担任高级职务，例如议会议长、司法和安全机构负责人、革命法院的法官、地方中心城市的领拜人、监护委员会的教士以及霍梅尼在军队和安全部门、经济和教育机构、国营基金会下辖子公司的代表等。这个等级结构的下层人员由可信赖的教俗两界人士组成，他们担任技术和行政官员的职位，对二级部门、银行和金融机构以及各省省长进行监督，他们也担任军官和革命卫队高官，统领着武装部队。伊斯兰议会议员是单独的一类，一些议员曾在政府、革命卫队和政府关联机构中任过职。其他人则是来自大城市低收入社区或小城镇的伊斯兰激进主义者，他们以自己退伍军人的身份，或是作为本选区有影响力的霍梅尼主义者的委托人，而攀上了政治阶梯。
新精英阶层中有一个特权群体，尽管他们常常隐藏在幕后。这个群体包括各阿亚图拉家族的孩子和近亲，他们作为终极的“自己人”，获得了巨大的政治和经济利益。这些人被讽刺地称为“教士的后代”（aqazadeh），他们通常是一些受过少量教育的典型门外汉，负责掌管其父亲或岳父的“机构”（bayt），担任类似办公室主任的角色。可以预见的是，他们的管理工作涉及各种活动，从交易、游说、以权谋私到对宗教著作、捐赠以及已获得财富（大多来自没收）的投资和财务管理，而这些通常都是有利可图的；他们的这些行为损害了阿亚图拉作为远离世俗事务的“真主之人”的公共形象。一些教士垄断了重要岗位，他们仿佛已经获得了终身任命，这进一步增加了他们子女的权势，因为随着年龄渐长，阿亚图拉们会严重依赖子女的建议，并受到他们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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