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俄之诺也，非有爱于我也。中国之商务，俄不过二百分之一。而所认中国一千六百万镑之国债，以关税为质；其愿中国税入之多，固宜也。当德、法之诺也，亦非有爱于我也。彼固灼知英人之必不我许，则何乐而不以此市恩于我，而索我以他种之权利也。英之不我许也，亦不必遽然示我以无望也。外部则言权在商会，商会则言权在上海商民；明知我之无他权力、无他言论，以与彼相持也。是故税而不加，固为害也；税而能加，亦未见其为利也。何也？彼以千余万之入示德于我，而我宁能无以为报也？由斯以谈，人之亲我、爱我，欲保全我也，何如矣！
吾闻之，公法家之言曰：凡世界之内，名之为国者，无论为强大，为弱小，为自主，为藩属，无不有自定税则之权；或收或免，或加或减，皆本国议定，而他国遵行之。他国或苦其所加过重，只能饬令商人不运不售，而不能阻人国使不加；只能倍加我国运售彼国之入口货税以苦我，而不能因我之加税而以兵力相见。此地球万国之所同也。是故约章与税则，两者各不相蒙。约章者，两国之公权也；税则者，一国之私权也。中国通商之始，情形未熟。英人阴谋以给我，盛气以劫我，令将税则载入约章；于是私权变为公权，自主成为无主，以至有今日之事。人之亲我、爱我、欲保全我也，又何如矣！
又闻日本当通商之始，其不熟情形也，与我同；其见绐见劫，而误载税则于约章也，亦与我同。而近岁与诸国换约，税则自由，无以异于他国。而我今日者，以小国所能自有之利权，我乃低首下心求之于人而不可得。人亦何厚于日本，而薄于中国乎？孟子曰：祸福无不自己求之者。不务自立，而欲倚他人以为固，则谓之求祸而已。故有以联俄拒英之说进者，吾请与之言波兰；有以联英拒俄之说进者，吾请与之言印度。
〔以上《时务报》馆梁启超《加税论》〕
中国所借洋款，均照金价合算。今欲修筑铁路，及将军务时所遗水陆各军另加整顿，在在需款，债台又必添筑一层。就现在已借洋款算计，仅息银等费，已岁需二兆镑；添办军械所需，至少又须三兆镑：共计五兆镑。此款中国将如何筹画？若仅加进口税，所计似未尽妥。要非畅行出口货物，不足以济事；因仅加进口税，所入不足以偿息银及购办军火之用。中国无论进口何物，非以金购，即以货易。若以金购，则中国所纳之税，向收银不收金，两不相抵。若以货易，则所抽土产之税愈重，出口之货物必愈少，即进口之货物亦愈减。
兹请试言其故：凡国用所需，各国均向百姓抽税拨发。惟出产之物，若抽税太苛，则百姓所种预备出口之物必少。或曰：中国所入土产税银，即可运之出口，以偿息银而购军火。此言诚然。讵知所产之货，因税重不能获利（即国家赖以出口付息银之货），百姓必改种他物；而他物又值欧洲价廉，不宜出口。况出口货价，非由中国自定，须由与中国争利各国所定。即该货在中国时，其价亦为与中国争利各国能出售之价所定（如中国因税重欲加货物之价，而此物在与我争利各国止售八十金，则中国之货只能因之而贱；是中国货价不能自定，而为与中国争利各国能出售之价所定也）。然则所借洋款，其清理之法，要惟畅行出口货而阻滞进口货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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