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则不然，税则之事，应惟英主之。中国与各国互市，所有商务，百分之中英居八十分。若税加重，惟英受累最深。或谓中国进退维谷之时，英求开通中国内地，此其时矣。此说甚是。而外部大臣沙列不雷侯爵，必仍与上海商务公所相商，若何与英商不相宜，若何与英商方有益。商妥之后，方能定夺一层，足见沙侯之办事稳练。若最无才具之金勃雷（前外部大臣）与日本更约之时，筹画亦有如此精细，英人权利不致尽失矣。
所可慰者，金勃雷不顾商民之利益，糊涂办法，现在并不援以为例。上海商民，既荷沙侯见商，决不负此雅意，必能顾全大局，允许加税，而不使所加过重，致碍商务。一面仍请中国将内地沿海沿江各处开作通商口岸，再请除厘金，并准修筑铁路，以示酬报之意。所请酬报，无论如何定法，务须立有切实保结，使之遵照。不然，中国急于加税，我所求无不允，及欲施行新章，又多所阻挠也。但须定章周详，求开中国，需时不久。既开之后，洋人常在内地往来，诸必翻然改新矣。中国维新，欲求其如日人之勇往无前，势所不能；由渐而进，虽迟而稳。华人究未真知西法益处，及其知之深而审之熟，则商务盛兴，可操券而待。其蒸蒸日上之势，自哥伦勃斯（查出美洲之人）以来，将未有盛于此者也。
〔以上日本《西字捷报》〕
管理上海工部局及商务公所，如常有现在之董事，办事敢作敢为，则本埠一隅，有所恃而无恐矣。商务公所近来出力之处，本报日屡述及之。而其办理之善，又莫善于派特特群君前赴北京，将公所要公禀商各使臣。其最要者，为西商新设之纺纱厂，所需棉花应纳之税，若比他货进口税尤重，或重敛棉花及已织成之布，以及厚待华商所设之纱厂种种弊端，先行而陈。其次则为增改税则，此事公所主意，若中国能将内地各税及诸凡阻滞商务之弊悉行革除，英商愿将税则照货价加至值百抽十。又因中国茶业日坏，此项生意近年大减，将归于无。其故因税太重，照市价算计，竟至值百抽五十，间有不止五十者；而印度、西郎茶叶，均邀免税，此中国茶叶所以不能与印度所产之茶争利也。西商之意，拟请中国豁免茶税。我知户部必以为狂；但户部若能俯准所请，实于中国茶业场中大有裨益。以上各事，派特君晋京，谒见各使臣暨赫总税司及总署各当道，面陈利弊，比之公牍往来，胜之百倍。况特君素称精明，熟悉情形，加之与各业有关痛痒，此次奉派是差，其能胜任偷快，固不待言。
有法国著名新报，谓议加税则之事，法国不愿与英会同办理。此说绝不紧要，无庸虑及。照近来法使齐勒在京中举止作为，愿与之会同办理者亦必不多。其余各使臣，必能会议和衷共济。此事办理非易，加之李傅相不在京中，商办尤属为难。幸特君深知此中利弊，各使臣可藉资臂助。至于特君所供之差，忆沙列不雷侯爵曾言，“加税之事，非与东方各商务公所商妥后，不与中国议订”数语，愈足见其差事之紧要矣。
〔以上上海《字林西报》〕
昔李中堂游历欧洲，与各国政府言欲增中国关税。各国谓若开中国内地，听商贾自由买卖，则副其望矣。英国首相沙儿司尾里告中堂云：当各国认诺加税以前，宜先开输进货物之途，俾商人易于贩卖，盖志在促中国敷设铁路也。若厘金关税不见异议，英相之意，盖欲一旦铁路竣工，即从此路起讫两处，设抽厘金税所；至铁路中间，则免抽课税云。英国新报所志如此。
〔以上《时事报》〕
闻傅相之所以来英者，欲英之允增关税也。其发端之语，大约以金银价值悬殊故。（此语恐误。中国专用银，即便金价日贵，与中国何干？）闻俄德法业已允许。然中国商务，英独居十分之八；假使英廷不允，事终不行。逆料英廷于将允未允之时，必先索问中国给予通商何等利益，然后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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