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下又捡起，再端详一番：笔。
人的一生会触碰到很多物件，多得数也数不清。对我来说，最重要的物件，一定是笔。
我至今还没有用电脑，一切文字都用笔写出，被出版界誉为稀世无多的“纯手工写作”。会不会改变？不会。虽然我并不保守，但一个人的生命有限，总需要守住几份忠贞，其中一份，就是对笔。
也许很多人会笑我落伍，但只要读了我下面的片断记忆，一定就会理解了。
一
我人生的第一支笔，是一支竹杆小毛笔。妈妈在代村民写信，我用这支小毛笔在边上模仿，那时我才三岁。第二年就被两个新来的小学老师硬生生地从我家桌子底下拖去上学了，妈妈给我换了一支好一点的毛笔。我一上课就黏得满脸是墨，惹得每个老师一下课就把我抱到小河边洗。洗完，再奔跑着把我抱回座位。
七岁时，妈妈给了我一支比毛笔还长的蘸水笔，外加一瓶蓝墨水，要我从此代她为村民写信、记账。把笔头伸到墨水瓶里蘸一次，能写七个字。笔头在纸上的划动，吸引着乡亲们的一双双眼睛。乡亲们几乎不看我，只看笔。
这也就是说，妈妈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已经有意无意地告诉我，这笔，对乡亲们有一种责任。
九岁小学毕业到上海读中学，爸爸狠狠心花四元钱为我买了一支“关勒铭”牌的钢笔，这在当时算是一笔大开销，但我很快就丢失了，爸爸很生气。后来知道我得了上海市作文比赛第一名和数学竞赛大奖，爸爸气消了，但再也不给我买好钢笔。我后来用的，一直是别人不可能拿走的那种廉价钢笔。我也乐意，因为轻，而好钢笔总是比较重。
二
我第一次大规模地用笔，是从十九岁到二十一岁，替爸爸写“交代”。那是“文革”灾难的初期，爸爸被“革命群众”揭发有政治问题和历史问题，立即“打倒”，停发工资，而我们家有八口人要吃饭。爸爸希望用一篇篇文字叙述来向“革命群众”说明事实真相，因此一边擦眼泪一边写，很快眼睛坏了。不得已，就由他口述，由我代笔。后来他被“革命群众”上纲上线为“反对伟大领袖”，不能回家了。他告诉当权者，自己已经不能写字，必须由我代笔。因此，还能几天放回一次，但不能在家里过夜。
我一共为爸爸写了六十多万字的“交代”。我开始时曾劝爸爸，没有必要写。但爸爸总是不吱声，只是抖抖地把一支笔递给我。我接过笔，把纸铺平，等着他继续昨天的叙述。后来写着写着，知道了从祖父和外公开始的很多真实往事，觉得很有历史价值和文学价值，便写了下去。而且，我又主动追问了爸爸很多细节，再从祖母、妈妈那里核实。这一切，就是我后来写作《吾家小史》的起点。这书，断断续续写了四十多年。
当时为爸爸写“交代”，用的是圆珠笔。一根塑料直杆，每支两角钱，我写完了很多支。用这种圆珠笔，要比用钢笔使力，笔杆又太细，写着很不舒服。但爸爸要求，在写的材料下面必须垫一张蓝紫色的“复写纸”，使材料交上去之外还留个底，因此下笔要重，只能用这种圆珠笔。写一阵，手指发僵，而中指挨着食指的第一节还会留下深深的笔杆印。再写下去，整个手掌都会抽搐，因为实在写得太急、太多了。
三
再怎么说，我爸爸都不应该是“文革”斗争的重点。他不是干部，不是资本家，也不是知识分子。“打倒”他，是出于“革命群众”的嫉妒。嫉妒他什么呢？只有一条，生了四个儿子，属于“人丁兴旺”。那年月，对一般家庭来说，“人丁兴旺”往往意味着食不果腹，但“革命群众”不管，只在他平日与同事聊天中收集到几句似乎“不满政府”的言语，便“打倒”了，长时间关押。其实爸爸非常“知足”，毫无不满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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