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甘肃路边邮筒寄出的一沓沓薄稿纸，如果有可能发表，似乎应该起个总题目。因此，在寄出第三沓时，我在信封背后加了一句：“就叫《文化苦旅》吧。”后来，路还在一直走，风餐露宿，满身烟尘，却永远带着那支钢笔，那瓶墨水。我想应该对笔表示一点什么了，因此，为接下来的文集起名时加了一个“笔”字，叫《山居笔记》。
六
笔之大难，莫过于在北非、中东、南亚、中亚的极端恐怖地区了。
我写了那么多中华文明遗迹，为了对比，必须去寻找同样古老的其他文明。但那路，实在太险峻、太艰难、太无序、太混乱了。我下过决心，必须贴地而行，不能坐飞机，因此要经过无数关口。在各种奇奇怪怪的关口，查啊查，等啊等，翻啊翻，问啊问。他们在不断问我，我却永远问不清，前面可以在哪里用餐，今晚可以在哪里栖宿。
由于危机天天不断，生命朝不保夕，因此完全不能靠事后记忆了，必须当天写下日记。在哪里写日记？在废弃的战壕边，在吉普的车轮上，在岗亭的棚架下。这一来，笔又成了问题。显然不能带墨水瓶，如果带了，那些人很可能会让我当场喝两口看看是不是危险的**。圆珠笔他们也查得仔细，又拧又拆，要判断那是不是特制的微型手枪。
好在，这时世界上已流行一种透明塑料杆的轻型墨水笔，一支可以写好几天，不必吸墨水。沿途见不到超市、文具店，因此我不管入住什么样的小旅馆，只要见到客房里有这种笔，立即收下。
在行经伊拉克、伊朗、巴基斯坦、阿富汗、尼泊尔那漫长的边界地区时，一路上黑影幢幢、堡垒隐隐、妖光熠熠、枪口森森。我把已写好的日记手稿包在一个塑料洗衣袋里紧抱在胸前，手上又捏着一支水笔。我想，即使人被俘虏了，行李被抢走了，我的纸笔还在，还能写作。当然更大的可能是不让写，那我也要尽最大努力，为自己保留一丝最后的机会，为笔保留一丝最后的机会。
这种紧抱稿子紧捏笔的情景，我一直保持到从尼泊尔入境西藏的樟木口岸。
那支水笔，连同我在历险行程中一直藏在行李箱中的一支较好的钢笔，回国后很快被一个慈善机构高价拍卖。所得款项，全部捐献，以补充北京市残障儿童的乳品供应。
后来我在进一步研究中国文明与世界现代先进文明的差距时，又考察了欧洲九十六座城市。虽然也非常辛苦，但那种悬生命于一线的危险没有了，而且一路上也比较容易得到顺手的笔。
我考察完那么多充满恐怖的地方之后，被国际媒体称为“当代世界最勇敢的人文教授”。从联合国开始，很多国际机构和著名大学纷纷邀请我作主题演讲。所谓主题，大多是“全球背景下的中国文明”、“一个中国学者眼中的当代世界”、“五万公里五千年”、“全球面临的新危机”等等。华盛顿国会图书馆、联合国世界文明大会、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纽约大学等等都去了。我想，既然沿途用了那么多笔，现在正该用一支更好的笔，把考察成果系统地写出来了。
但是，万万没有想到，遭遇了意想不到的情况。
七
就在我基本完成对中国文明和世界文明的长时间考察之际，我周围的文化格局发生了整体性蜕变。简单说来，八十年代由“反思、探索、改革、创新”组成的文化主题全线失落，代之以一种奇怪的文化气氛，大致可概括为“空泛奢豪、恶俗嬉闹、毒舌横飞、良莠颠倒”。
这种文化气氛，使我和妻子走投无路。妻子马兰，那么优秀的表演艺术家，由于数度婉拒了一次据说是“顶级重要的联欢会”，被地方官员“冷冻”，失去了工作；而我，则不知为什么成了文化诽谤的第一焦点，“文革派”“自由派”和官方一些媒体亲密合作，联手造谣，我即便无声无息，也永远浊浪滚滚。这就是说，我们夫妻两人，毫无预兆、毫无理由地被驱赶了。我们又不愿向权力部门求助，因此注定无处可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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