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中华文化放到国际对比之中，我们看到了一种难能可贵的“自守自安”精神。沿着对比，我们可以遥想一下被希腊艺术家多次描写过的“希波战争”。波斯在现在的伊朗，与希腊实在不近。再想想那个时期埃及、巴比伦、以色列之间的战争，耶路撒冷和巴格达的任何文化遗址，都被远方的入侵者用水冲，用火烧，用犁翻，试图不留任何印痕。
中华文化长寿的第三因：力求统一。
大体量，最容易分裂。如果长期分裂，大体量所产生的大能量不仅无法构成合力，而且还会成为互相毁损的暴力。中国历史上虽然也出现过不少分裂的集团和分裂的时期，但总会有一股强劲的伟力把江山拉回统一的版图。相比之下，统一的伟力是历史的主调，远远超过分裂的暴力。中华文化的长寿，正与此有关。
照理，统一有统一的理由，分裂有分裂的理由，很难互相说服。真正说服我的，不是中国人，而是德国学者马克斯·韦伯。他没有来过中国，却对中国有特别深入的研究。他说，中华文明的生态基础是黄河和长江，但是，这两条大河都流经很多省份，任何一个省份如果要坑害上游的省份或下游的省份，都轻而易举。因此，仅仅为了治河、管河，所有的省份都必须统一在同一个政权的统治之下。他不懂中文，但是来过中国的欧洲传教士告诉他，在中文中，统治的“治”和治水的“治”是同一个字。这样，他也就为政治生态学找到了地理生态学上的理由，而且是难以反驳的理由。
其实，从秦始皇、韩非子、李斯这些古代政治家开始，已经订立种种规范，把统一当作一种无法改变的政治生态。其中最重要的规范，就是统一文字。文字统一了，这个方言林立的庞大国家也就具有了拒绝在文化上分裂的技术性可能。
在一般情况下，文字只是语言的记录，而识字的人在古代只占人口的极小比例，因此，各个方言系统的自立就十分自然。但是，当文字统一了，一切官方文告、重要书契就让各个方言系统后退到附属的地位。更重要的是，当中华文化的“奠基性元典”《诗经》、《尚书》、《礼记》、《周易》、《春秋》等等著作都凭着统一的文字树立了文明准则，中华文化也就赋予了统一的终极法令。
文化是一个大概念，远不仅仅是文字。因此，秦始皇他们在统一文字的同时，还实行了一整套与统一相关的系统工程，例如统一度量衡，统一车轨道路，甚至统一很多民风民俗。尤其重要的是，在政治上，又以九州一统的郡县制，取代了山头易立的分封制。这一切，看起来是一朝一帝的施政行为，其实是一种全方位的生态包围，让一切社会行为都很难脱离统一的安排，被韩非子称为“一匡天下”。
说实话，一个体量如此庞大的种族，一切局部和个人都无法从整体上感知统一天下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因此也就很可能成为条条裂纹的制造者而不自知。世界上其他文明的悲剧，正是从局部的裂纹逐渐扩大，终于导致解体的。因此，不能不佩服中华文化的早期设计者们，居然筹搭得如此周延，以至于裂纹即便产生也难以迅速伸展，反而能从多方面获得修补。时间一长，广大民众对于统一的命题，也就从服从走向适应，最后沉淀为文化人类学意义上的“集体无意识”。也就是说，“力求统一”变成了人人心底的深层文化，而正是这种深层文化，反过来保全了中华文化的整体不易溃散，得享长寿。
中华文化长寿的第四因：惯于有序。
这些年，中国的旅游者到了国外，常常被批评为“不守秩序”。这会让一切熟悉历史的人士哑然失笑，因为中国人几千年来最具有“秩序归向”，现在反倒频频在远方“举止脱序”，可能是一种逆反式的自我反拨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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