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年长的警察直起腰一瞅，只见他肩上中校的军衔在闪着金光，急忙“啪”地一个立正敬礼后点头哈腰地说道：“长官，别跟他一样，这小子眼神不好，不认识长官您。我认识您，您是在新京司令部做事的赵二爷。”
“这个人犯啥法了？”
“这小子经常倒卖洋布，我们一直没抓着他，这次舒兰县宪兵在镇上设卡子，查走私物品。这小子看事不好撒丫子就跑，我们追到这不就碰到您老人家了。”
说着用刺刀挑开倒在壕沟里自行车后边的包袱，赵玉珊一看果然包袱里露出了几匹洋布。他瞅了两个警察笑着说：“我还以为多大的事呢！不就是几匹破布吗，犯得着这样吗？”
那个警察说：“长官您不知道，这几匹布在您眼里不算啥，在咱这小地方可就是大案子啦！”
“看我的面子放他一马吧！”
这两个警察你瞅瞅我、我瞅瞅你，年长的说：“长官，您这可叫我们为难了。要是平常您的面子我们哪敢驳呀，可是今天不行。日本宪兵叫我们一定抓住他，如果我们把他放了，这饭碗丢了不说，日本人翻了脸还不得把我们俩杀了！日本人翻了脸不认人的劲您也不是不知道吧？”
“这倒也是。”说完赵玉珊转身说那个叫韩瘸子的人，“你也是，干点啥不好！这倒卖洋布是犯法的，你非得干这买卖干啥？”
他苦着脸说：“大侄子，您身居高官不知道咱老百姓的苦啊！这年头勒大脖子的多，税又大，干啥也不挣钱，你说好人都挣不到钱，何况我这瘸子呢？没办法只能偷偷地倒卖洋布赚几个小钱养家糊口，我这一大家子就指望这点布。要是给我没收了，我这一家子可就全完了！”
说着说着，蹲在地上“呜呜”地哭了起来。赵玉珊寻思了一会儿说：“这样吧，我也不叫你们二位为难，这事我和宪兵说去，你们仨坐我的车走，到卡子上等我，我骑车随后就到。”
这时候司机修好了汽车，发动了马达，看到三个人上了汽车后，赵玉珊才蹬着车大摇大摆地向镇上骑去。
到了镇南卡子前，汽车早已停在那里，五个日本宪兵和几个警察正凶神恶煞地查着过往的行人。几个小贩模样的人愁眉苦脸地两手背在脑后蹲在道边，那两个警察正点头哈腰地和日本宪兵们说着什么。赵玉珊到了卡子后，停下车，掏出了证件递给一个日本的三等兵。他看完证件后“啪”地一个立正，把手一摆说：“开路开路的。”赵玉珊骑上车向镇中蹬去，汽车尾随在后边。
到了十字街后，赵玉珊下了自行车，韩瘸子也从汽车上下来，一拐一拐地走到赵玉珊跟前连点头带作揖：“我可得怎么谢谢你啊，你可真是个大好人！”
赵玉珊说：“乡里乡亲的，谢啥？不过我劝你以后这犯法的事可别干了，担惊受怕的。日本人不讲理，这事说大就大，说小就小，何苦呢？”
这件事当时传遍了法特地区，现在有的老人一提起赵玉珊还有滋有味地谈起这件事。
赵四爷的大姑爷在伪满法特镇日本人开的兴隆合作社当会计。那时候在日本人开的买卖里当伙计在老百姓的眼睛里就了不得了，何况是当会计，地位在当地来讲也算得上的。
赵九小姐我虽然没接触过，但在法特的集上也见过两次，那时候她在长春国民高等学校念书。
伪满洲国时候，女孩子念书相当的少。人们普遍重男轻女，多数人认为女孩子读书没啥用，长大了找个好人家就是福份，属于边远地区的法特这种观念更是严重。因此，念小学的女孩子就少，念优一优二的就更少，念国高的更是寥寥无几。在法特地区方圆百里内，念国高的只有赵氏家族的九小姐赵玉莲和十一小姐赵玉英。这姐俩在当地老百姓的眼中是了不起的人物，大家都管她们叫“洋学生”。
每逢寒暑假，这姐俩时常搭伴到法特镇来赶集。村民们都议论纷纷：“你看人家这姐俩，说话举止和咱们就是不一样，连买东西都从来不讲价。”尤其是一些女孩子更是羡慕得不得了，在她们的身后指手划脚：“你看人家穿的衣服，咱们连见都没见着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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