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每一种神经症——无论其症状多么戏剧化，看上去多么客观——都是一种性格紊乱，那么治疗的任务就是分析整个神经症的性格结构。我们越是清晰地界定这一结构及其个别变化，就越能准确地描述我们要做的工作。如果我们把神经症看作患者建立在基本冲突周围的防御工事，那么分析工作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详细考察患者无意识采取的处理冲突的所有尝试，以及这些尝试对他整个人格的影响。这将包括研究他占主导的态度、理想化形象和外化作用等，而暂不考虑它们与背后基本冲突的具体关系。如果我们认为，在讨论冲突之前无法理解和处理这些因素，那就错了。虽然这些尝试产生于患者协调冲突的需要，但它们也有自身的规律、重要性和影响力。
第二部分是对冲突本身进行处理。这意味着不仅要让患者认识到冲突的总体轮廓，还要帮助他们理解冲突具体是如何运作的。也就是说，要让患者知道那些互不相容的冲突和由此产生的态度，在特定情况下是如何相互干扰的。例如，一个人有使自己屈从的需要，且被倒错的施虐倾向所强化，他就应该看到，这种需要如何阻碍了他赢得比赛胜利或在工作中脱颖而出，同时，他想战胜他人的欲望又如何使胜利成为一种必需品。又比如，由于诸多原因他发展出禁欲主义，而这种禁欲主义如何与他对同情、爱和自我放纵的需要相矛盾。我们还必须向他展示，他是如何在两个极端之间穿梭的：例如，他如何在对自己过分严格和过分宽容之间做出选择；或者，他把对自己的要求外化，继而被他的施虐倾向所强化，这种外化的要求如何与他想显现全知全能、宽恕仁慈的需要相冲突，而结果他又如何在谴责别人和宽恕别人之间摇摆不定；或者，他如何在独揽所有权利和自觉毫无权利之间调转方向。
除此之外，这部分分析工作还包括向患者解释，他想要达成的所有融合与妥协是不可能的。例如，他试图将自私和慷慨、征服和喜爱、统治和牺牲结合起来。它还包括了帮助患者准确地理解，他的理想化形象和外化作用等如何掩盖了他的冲突，并缓解了冲突的破坏性力量。总而言之，这里的分析就是让患者彻底了解他的冲突，了解它们对其人格的普遍影响，以及对其症状的具体责任。
总的来说，在分析工作的每一阶段，患者都会表现出不同的阻抗。在分析他为处理冲突所做的尝试时，他会决心捍卫自己的态度和倾向中固有的主观价值，并抗拒任何对其真实本性的洞察。在分析他的冲突时，他最想做的就是证明他的冲突根本就不是冲突，并遮掩一个事实，即他的那些冲动实际上是互不相容的。
至于应该按什么顺序来处理问题，弗洛伊德的建议可能永远是最有价值的。他把医学治疗中的有效原则应用于精神分析，强调以任何方法处理患者的问题都必须考虑两个因素：一是解释应该是有益的，二是解释应该是无害的。换句话说，分析师必须始终牢记两个问题：患者在此时是否能承受某种领悟？以及，分析师的解释对他是否有意义，能否让他进行建设性的思考？我们现在仍然缺乏确切的标准，准确地判断患者到底能够承受什么，以及做什么有助于激发患者产生建设性的领悟。虽然不同患者的性格结构差异太大，我们无法规定做出解释的最佳时机，但我们可以遵循这样一条指导原则：只有当患者的态度发生了特定的变化之后，我们才能有效地处理某些问题，并且可以避免一定的风险。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提出几种总是适用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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