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特:他坐得直直的,像条巨大的鱼在喘息,呼吸吞吐,比任何鲸鱼嘴里都要晦气。)
许多人喜欢福特。其中大多数当然是女性。但也有些男人,认识他之后还喜欢他,许多男人还乐意跟他终身交往。这些人是像,类似于H.G.威尔斯,赶着个好时段见过福特,也见过福特吃苦头的样子。
我从没在福特的好年纪里见过他,虽然他在《大西洋评论》那会儿和之后,都受人尊重。几乎人人都说谎,谎言也无足轻重。有些人,我们还就喜欢他说谎,还会满怀希望等他说出些最好的谎言呢。福特却说些谎言,留下痕迹。他就钱说谎,就许多日常生活中很重要的事情说谎,会给你许下假诺言。他不走运时,有时会直率地回答你;等他赚了点钱或者走好运了,他变得不可理喻。我也尝试不跟他较真,不背地里评断他,只跟他好好交往,但是要精确地回忆他、描写他,怕还比评断他更残忍呢。
我和妻子从加拿大带着个六个月大的孩子回来,在锯木厂上头找到了公寓,在隆冬时分住进去:那时艾兹拉就住在同一条街上,我在艾兹拉的工作室里初次见到了福特。艾兹拉让我务必对福特和颜悦色,别介意他撒谎。
“他总是一累了就撒谎,海姆,”艾兹拉告诉我,“他今晚状态根本不算差。你要理解他是累了才撒谎。有一晚他很累,就跟我说了一个特别长的故事,说他早年跟一头美洲豹穿越美国西南呢。”
“他去过西南吗?”
“当然没去过。关键不在这儿,海姆,他那会儿太累了。”
艾兹拉告诉我,福特如何无法跟他的第一任妻子离婚,那会儿他还叫做福特·麦多克斯·胡福尔,只好去德国投奔亲戚。似乎他在那里说服了自己,觉得自己成了德国公民,于是提出了在德国离婚。他回去英格兰时,他的首任妻子不同意离婚,福特觉得自己大受困扰,许多朋友都众叛亲离了。这事儿还有许多一言难尽的细节,复杂至极,牵涉许多有趣的人——当然那些人现在都不怎么有趣了。任何一个自以为可以办好离婚,结果众叛亲离的男人,当然都值得我们好生同情一番。我想问艾兹拉,福特说他离婚这些事时累不累,但我确认他那会儿确实累着。
“所以他改了自己的姓,不叫胡福尔了?”我问。
“原因太多啦。他在大战之后才改的姓。”
福特那时开办《大西洋评论》。一战前,还没赶上家庭纠纷时,他在伦敦编辑过《英国评论》,艾兹拉跟我说这着实是个好杂志,福特做编辑干得出神入化。现在他换了个新名字,要重新开始了。现在他也有了位新的福特夫人,一个可爱、黝黑、年轻的澳大利亚女子,叫做斯泰拉·鲍文,是个严肃的画家,他俩有个小女儿叫朱莉,个头看着比她实际的年纪大,很是端庄,仪态颇佳,长得好看,福特告诉我这小女儿跟他那时长得一个模样。
我对福特有一种完全非理性的生理反感,不单为了他的口臭——我发现自己还是能避开上风口,好躲开他的。他另有一种与口臭无关的独特气味,令我全然无法与他同处一室。他说谎时,会溢出一种甜辣的气味,也许是因为他累了便会释放这种气味吧。我总试图在露天见他,当我得去比尔·伯德圣路易岛上的昂茹码头路那里,到他编辑杂志的地方读手稿时,我总是拿着手稿出到室外,坐在大树荫下路边的矮墙上读。我本就可以在那里读,毕竟路上风景挺好,光线也好,每次福特一进门,我就得立刻躲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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