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第一个儿子邦比小的时候，我们还住在锯木厂楼上，我俩一起在咖啡馆度过了许多时光。我们冬天去弗拉尔贝格的施伦斯时，他总随我们同行；但哈德莉与我夏季去西班牙时，他便与清洁妇和她丈夫共度——这二位被他称呼做玛丽·科克特和图东。或者在格布林大道10号公寓里，或是去布列塔尼的米尔一处房子里过暑假。图东·罗尔巴克先生在法国军队里当过上士，指望退伍时有点小补贴，他们靠这点补贴和玛丽的工资过日子，等着退伍回布列塔尼的米尔。图东对邦比的孩童生涯影响颇大，当丁香园里人多到无法工作时，或我寻思他需要换个环境时，便会将邦比放在婴儿车里，推着走到圣米歇尔广场的咖啡馆中：他可以在那里琢磨人群或者巴黎的喧嚣生活，我则靠一杯奶油咖啡支撑写作。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处私人咖啡馆：他们不邀请其他人来，独自在那里工作、读书或接收邮件。他们有其他的咖啡馆来会见情人，几乎每个人都有所谓“另一个咖啡馆”，一个中立的场所，他们可以邀请你在那里见他们的情人，还有规律、简单、便宜的饭食，大家都可以简单来一顿。这可不像你在书里读到早年巴黎那些传奇地方，比如蒙帕纳斯那边的穹顶咖啡馆、圆亭咖啡馆或者菁英咖啡馆，也不同于稍后的穹顶餐厅或者“澳洲犬”。
邦比稍微长大些后，说得一口好法语；被训诫到懂事了，知道在我工作时保持绝对缄默，他自己只观察与寻思；他看到我写完了，便会跟我叨咕些从图东那里学来的东西。
“你知道吗爸爸，女人哭起来就像小孩撒尿？”他用法语说。
“图东教你的？”
“他说男人不该忘掉这个。”
另有一回，他说，“爸爸，你刚才工作时路过的四只母鸡长得不错。”
“你怎么知道管女孩叫母鸡的？”
“不知道啊。我观察她们。”
“图东说了她们什么？”
“别对她们太认真。”
“那该对什么认真呢？”
“法兰西和土豆和薯条万岁！”他用法语说。
“图东真棒。”我说。
“他还是个好军人，”邦比说，“他教了我好多啊。”
“我真服了他。”我说。
“他也很服你呢。他说你操持着一个特别难的工作。告诉我爸爸，写作难吗？”
“有时候。”
“图东说写作很难，我必须永远尊重写作。”
“你尊重就好。”
“爸爸你曾经在土著人中生活过吗？”
“生活过一小段。”
“我们回家时要路过西尔维娅·比奇的书店吗？”
“当然。你喜欢她吗？”
“她总是对我很好。”
“我也喜欢她。”
“她名字也很好听。西尔维娅·比奇。”
“我们会经过她的书店，然后我必须及时带你回家好吃午饭。我答应了要跟别人吃午饭的。”
“那人好玩吗？”
“就一般人。”我回答。
那会儿还没到在卢森堡公园划船的时节，于是我们没去看；我们到家时，哈德莉跟我发生了点争执：那件事上她绝对正确，我错得离谱。
“妈妈真坏。爸爸骂她了。”邦比用大声大气的图东式法语宣布道。
在斯科特开始频繁酗酒后的一个上午，我和邦比在圣米歇尔广场咖啡馆写作完毕后，邦比非常严肃地问我：
“菲茨杰拉德先生生病了吗爸爸？”
“他病了，因为他喝了太多酒，没法写作。”
“他是不尊重自己的工作吗？”
“他妻子那位太太不尊重写作，或者是她嫉妒写作这行当。”
“他应该骂她。”
“事儿没那么简单。”
“我们今天要见他吗？”
“是吧，我觉得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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