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我找到西尔维娅·比奇的图书馆那天之后，我读完了屠格涅夫的所有作品、已出版的果戈理英译本、康斯坦斯·加内特翻译的托尔斯泰小说和契诃夫小说的英译本。我们来巴黎前，就有人在多伦多告诉我，凯瑟琳·曼斯菲尔德是个好短篇小说家，甚至可称伟大。但读过契诃夫后再读她的作品，就觉得她是个年轻的老女仆细细编排故事，契诃夫的小说则像个渊博又善辩的医生写下的朴素明快故事。曼斯菲尔德的作品像是淡啤酒，还不如喝水。而契诃夫的作品脉络明晰，明澈如水。他有些短篇看去仿佛新闻报道，但其他别有精彩的篇目。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则有些情节不可思议，有些情节压根就不像是真的，但有些却如此真实，你阅读时便会被潜移默化：脆弱与疯狂、圣洁与邪恶、赌博的愚蠢，都历历在目，一如你在屠格涅夫的小说里读到风景与道路，在托尔斯泰的小说里读到军队的调动、战地的风貌、军官的形象与战争的场面。斯蒂芬·克莱恩写的美国南北战争小说，与托尔斯泰一比，就像个有病的孩子，从没上过战场目睹战争，只读过关于战争的描述，看过我在爷爷奶奶房间里见过的布雷迪的照片之后，所做出的缤纷幻想。在我读到司汤达《巴马修道院》之前，只有托尔斯泰的小说如实描述了战争，而且《巴马修道院》整体单调，只有对滑铁卢战役的描写意外地出色。在巴黎这个再穷也能工作、过好日子、有时间读书的地方，踏入这样一个文学新世界，真好像得到了一笔丰厚宝藏。你旅游时还能将宝藏随身携带，带去我们在瑞士所住的山上，带去意大利，直到我们发现奥地利弗拉尔贝格山谷里的施伦斯为止，身上总带着书。于是你住在新找到的巢穴里，那幢“飞鸽”旅馆的楼上，白天你生活在新天地中，看着白雪、森林、冰河，感受着冬天的问题，晚上你可以沉浸到俄罗斯作家给予你的神奇世界。一开始那里只有俄国作家的书，后来就齐全了。不过有很长时间，都只有俄国作家的书。
我记得一次，我与艾兹拉打完网球，出到阿拉戈大道，步行回家的路上，他要我去他工作室喝一杯，我则问他，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究竟怎么看。
“跟你说实话，海姆，”艾兹拉说，“我从没读过俄国作品。”
这回答挺坦率。艾兹拉对我的问题一向直来直去，但我觉得糟糕，因为他是那会儿我最喜欢、最信任的一个评论家，一个主张用词必须精确的人，是他教会了我别依赖形容词，就像我之后学会在某种情境下不要依靠某些人似的。我正想听听他对一个用词从不精确，有时却能使笔下人物跃然纸上的作家有何看法——毕竟，除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几乎无人能做到这一点。
“只看法语作家吧。”艾兹拉说，“那就够你学的了。”
“我知道。”我说，“我到处都有得东西可学。”
之后我离开艾兹拉的工作室，沿街走到锯木厂时，向前看到街两边都是高楼，街道彼端是秃树，圣米歇尔大街宽阔的另一侧，是比利埃舞厅正门。我推开锯木厂大门进去，经过新锯的木板堆，将网球拍挂上楼梯旁的夹子。我在通向顶层阁楼的地方喊了一嗓子，没人在。
“太太出去了，保姆和孩子也走了。”锯木厂主的妻子告诉我。她是个黄发肥硕的女人，挺难相处。我谢了她。
“有个年轻人要见你。”她说，用了法语的“年轻人”，而不称“先生”。“他说他会在丁香园等你。”
“非常感谢。”我说，“如果太太回来，请告诉她我在丁香园。”
“她跟朋友出门了。”厂主太太说着，提了提紫色衬衣，蹬着高跟鞋回到她自己的领地，门都不关。
我走到街上，站在高大、白色但斑斑点点的建筑物间。我走到阳光灿烂的街尽头，右拐走进了丁香园咖啡馆：这里阳光幽弱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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