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概一周后，我遇到斯泰因小姐，告诉她我之前见了温德姆·刘易斯，问她是否见过他。“我叫他‘测量虫’，”她说，“他从伦敦来，他看见一幅好画，就从口袋里取出支铅笔，你就看着他用大拇指捏着铅笔量画。他一边量一边细看，琢磨这张画是怎么画出来的。然后他回去伦敦，照画一幅，但总是画不对。他总是不得其要领。”
于是我就把他想成“测量虫（尺蠖）”。这比我自己对他的想法要厚道多了。之后我也尝试着喜欢他，跟他交朋友，艾兹拉每次介绍朋友给我时，我都这么做。但我在艾兹拉工作室里初遇他时，他给我留下的就是这印象。
艾兹拉是我所认识最慷慨又最无私的作家。他帮助他所信赖的诗人、画家、雕塑家和作家，他还帮助任何有困难的人，不管那人他是否信得过。他为所有人操心，我刚认识他时，他最操心T.S.艾略特。艾兹拉告诉我，艾略特不得不在伦敦一家银行工作，除了公休时间，没有空闲写诗。
于是艾兹拉和一个美国富人兼艺术赞助人娜塔莉·巴尔尼小姐一道，组建了个叫文人会的组织。巴尔尼小姐以前跟大我们一辈的雷米·德·古尔蒙为友。她定期在自家举办文艺沙龙，家中花园里还有座小巧的希腊式神殿。许多美国富婆和法国富婆都有钱办沙龙，但我很早就明白，我对那场合最好敬而远之。但巴尔尼小姐，我相信，是唯一一个花园里有座希腊神殿的。
艾兹拉给我看介绍文人会的册子，还说巴尔尼小姐已答应在册子上写明，那座希腊神殿许他使用。文人会主张：我们每个人都从挣的钱里，不论多少，贡献一部分，来让艾略特脱离银行，有钱写诗。我觉得这是个好主意。我们把艾略特先生弄出银行后，艾兹拉又计划继续做下去，把大家的生活安顿好。
我给他搅了点小局：我老管艾略特叫艾略特少校（MajorEliot），假装把他跟道格拉斯（MajorDouglas），即一位艾兹拉挺赞同的经济学家，给弄混了。不过艾兹拉倒理解我的心是好的，我也是为了文人会好。虽然我每次跟朋友募集资金说要把艾略特少校解放出银行时，有人问我一个少校在银行干吗，军方把他裁掉了莫非没有退休金，至少也该有退伍费啊？——这种时候，艾兹拉就会恼了。
这种时候，我就会跟我朋友解释说，你们没把握到关键。要么加入文人会，要么拉倒。加入就捐钱，把少校从银行弄出来；不入，那就太遗憾了。懂不懂那座希腊神殿多重要？不懂？早知道了，太可惜了，哥们。留着你的钱吧，我们不要啦！
作为文人会的成员，我精力十足地奔走于筹款。我那时的最大愿望，是看到少校昂首阔步走出银行，成为一个自由人。我不记得文人会最后如何解体的了，似乎与《荒原》的出版有关。《荒原》为少校赢得了《日晷》杂志的诗歌奖，不久后，一个贵族夫人又为艾略特主编的《基准》杂志撑腰，我和艾兹拉就不必为艾略特担心了。那座希腊小神殿，我估计，依然在巴尔尼小姐的花园里。我总觉得遗憾，没能单靠文人会的捐款就将艾略特拽出银行，我总梦想他也许会住进那个希腊小神殿，我和艾兹拉路过时还能进去，给他献上一顶桂冠。我知道哪里能采到美丽的月桂树叶，我可以骑着我的自行车去采来；任何时候只要他感到孤独，或是艾兹拉又看完一部《荒原》那样的长诗原稿校样时，就能去给他戴上桂冠。与世上其他事一样，文人会的事给我带来的后果并不妙——我将原标明用来将少校弄出银行的善款，都拿去了昂甘赛马场，下注在服了兴奋剂参加障碍赛的马身上。我下注的那几匹马在两场比赛里，都赢了没服兴奋剂或剂量不够的马，只输了一遭：我们的马服药超量，比赛还没开始，它就甩下骑师冲将出去，独自跑了一圈障碍赛程，腾跃动作简直做梦都想不到的优美。等它被抓住了，让骑师跳上马背了，它又重新投入比赛，如法国人所言“光荣地跑完全程”，但没赢钱。
假如这笔钱没拿来赌马，而是捐给了文人会（尽管文人会不存在了），我还会好受些。但我又自我安慰：这笔赌金如果赌赢了，我捐给文人会的钱，可会更多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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