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人类文化哲学必须将知识客观性这个问题追溯至一个更遥远的源头。早在人生活在科学世界中之前，他就生活在一种客观世界里了。甚至在人找到他通往科学的途径之前，他的经验就不纯粹是一大堆杂乱无章的感官表达，而是一种有组织有条理的经验，并且具有明确的结构。但是，赋予这种世界以综合统一性的概念，与我们的科学概念既非同一类型也不在同一层面上。它们是神话的或语言的概念。如果我们分析这些概念，就会发现它们绝不是简单的或“原始”的。我们在语言或神话中发现的对各种现象作出的初始分类，在某种意义上比我们的科学分类要复杂精妙得多。科学始于对简明性的追求。简明性是真理的标志（SimplexSigillumveri），而似乎这就是科学的基本标识之一。然而这种逻辑上的简明性只是终点而不是起点。人类文化萌芽于一种更错综复杂的心智状态。几乎所有的自然科学都要经历一个神话阶段。在科学思想史上，炼金术先于化学，而占星术先于天文学。科学只有通过引入一种新的衡量标准，一种不同的逻辑上的真理标准，才能超越这些初级阶段。科学宣称，只要人把自己局限在其直接经验的方寸天地里，局限在观察得到的事实的方寸天地里，就不会获得真理。科学致力于带给我们全面综合的认识，而不是去描述孤立离散的事实。但这种认识无法仅仅通过丰富我们的日常经验来获得，它需要一种新的整理原则，一种新的智性解释形式。语言是人类表达感官世界的第一次尝试，这一倾向是人类言语的基本特征之一。一些语言学家甚至认为有必要假设人具有一种特殊的分类本能，以便解释人类言语的事实和结构。奥托·叶斯柏森说：
人是一种分类动物：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整个说话过程就是将在各方面都不相同的诸现象，根据所感知到的异同程度分成不同的类别而已。在命名过程中，我们看到同样根深蒂固且非常有用的倾向，就是识别相似处并以名字的相似来表达现象的相似。[2]
但是，科学在现象中寻求的不仅仅是相似性，而是有序性。我们在人类言语中发现的初始分类并没有严格的理论目的。只要物体的名称能使我们交流思想并协调我们的实际活动，它们就完成了它们的任务。它们具有目的论功能，此功能逐渐发展成为一种更客观的、“代表性”功能。[3]不同现象之间每个表面上的相似处都足以用一个共同名称来指称它们。在某些语言中，蝴蝶被称为鸟，鲸鱼被称为鱼。当科学开始其初步分类时，它必须纠正并克服这些表面上的相似性。科学术语不是随意创造的，它们遵循明确的分类原则。创造一套连贯系统的术语绝不是科学的附属品，而是科学固有且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之一。当林奈（Linnaeus）出版其开山著作《植物哲学》时，他还得面对这样的反对：他在这里所给出的只是一种人为系统，而不是自然系统。但是所有的分类系统都是人为的。自然本身只包含个体和多样化的现象。但如果我们仅把这些现象归入类别概念和一般规律之下，我们就不可能描述自然的事实。每一个系统都是一件艺术作品，一种有意识的创造性活动的结果。即使后来那些有别于林奈氏系统的所谓“自然的”生物学系统，也不得不使用创新的概念成分。这些生物学系统的概念成分是建立在一般进化论的基础之上的。但进化本身并不仅仅是自然史的事实，而是一种科学假设，是我们对自然现象进行观察和分类的一种调控准则。达尔文理论开辟了一个更广阔的新视野，它对有机生命现象进行了更全面、更连贯的概述，但这绝不是对被林奈视为奠基步骤的林奈氏系统的否定。林奈很清楚，在某种意义上他只是创造了一套新的植物学术语。但他确信，这套术语集既有言语价值也有实在的价值。他说：“如果你不知道事物的名字，有关它们的知识就会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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